鮑戈 《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上）

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

作者：鮑戈

【序言】

一九九八年中國的江河也忽然尋釁滋事，興風作浪，向中央挑戰，讓中南海一片慌亂。盡管總理朱熔基和副總理李嵐清根据北京水利專家的判斷，深信至少三年之內長江流域不會再發生特大水災，并且已經幵始忙碌著向國內外宣傳：“今年上半年農業丰收已成定局”，而且是“歷史上又一個破紀錄的丰收”，孰料偏偏大自然不懂政治，拒絕作美─-入夏以后，在集中著中國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之三十五耕地和一百多座大中城市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連降暴雨，水患泛濫，并很快演變成四十多年來罕見的全流域性洪災。災情甚至還擴展到素有“北方糧倉”之稱的嫩江平原，重創國內最大的石油生產基地──大慶油田。結果，全國有二十九個省市的二億三千多萬居民和二千二百二十九萬公頃的農田受災，倒塌房屋六百八十五萬間，近二千萬人痛失家園，傷病、失蹤、死亡的人數達八十多萬，估計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二千五百五十一億元人民幣。由于猝不及防，九江市政府情急之下命令以米袋、豆袋來抵沙袋之缺，動用倉內八百吨糧食填堵堤壩缺口，結果當洪水破堤淹沒市區以后，幸運逃出的市民又面臨糧荒的威脅。洪水沖破湖北省嘉魚縣境內的長江大堤時，還把守堤的二百多名駐軍和近五百名民工一卷而走，而前往搶險的二十輛滿載武警的軍車也被洪水沖散，約有一百五十多名武警當即亡命。但是，為了保住二百億元人民幣的財政收入，廣州軍區司令員陶伯勇奉旨抵達荊州市傳下江澤民和張萬年的命令：必須不惜一切代价“嚴防死守”，違命退卻者按軍法論處。中央軍委從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廣州軍區、沈陽軍區、南京軍區、空軍部隊、海軍南海艦隊、東海艦隊、軍事院校共調集三十二萬名官兵以及五百多萬名預備役民兵參加搶險救災﹔湖南省監獄管理局還將關押在岳陽建新監獄的兩千多名囚犯押赴堤壩抵死抗洪。洪水繼續迅猛地向前挺進，沿途將弱不禁風的長江大堤及松花江堤防沖幵數十個決口，來不及逃命者都成了水面上四處漂蕩的浮尸。保衛東北大慶油田的三道護堤也被洪水逐一擊潰，二千多口油井就地受淹。當嫩江水位超過警戒水位線二米以上時，防汛指揮人員向大慶市水利局詢問确切水位，答复卻是：“我們不知道現在的水位，因為我們的水文站都被淹掉了。”

【第一部分】

● 千 里 之 堤 潰 于 貪

數十萬解放軍正吃力地從老遠搬運沙袋填江補堤，有的索性整隊整隊地跳入水中以人牆擋水，其悲壯場面或許能令四千多年前以治水聞名的大禹也為之動容。望著解放軍身穿救生衣，手拉著手以血肉之軀充當沙袋，在江中高唱“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前來巡察的新總理朱熔基也不覺時光倒流，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大躍進時代”，不胜唏噓抗洪方法之原始。江西省九江市的一名副市長早先曾向他保証“大堤穩若泰山”，但是僅隔了一個多星期，大堤便崩潰了。朱熔基找到那位報喜不報憂的副市長，厲聲問道：“到底大堤內有沒有放鋼筋？”對方沮喪地坦白說，本來是應該放鋼筋的，可是不知怎么被偷工減料換成了竹條。總理盛怒之下要求徹查這一事件，從設計、施工到監工，每一個環節都要查。調查人員在大堤決口處發現，因堤身的混凝土根本不合規格，經水流撞擊后便成了“豆腐渣”樣的碎塊，而嵌入其中的所謂主鋼筋還不及小拇指粗，其余則是一些不頂用的竹條﹔更令人震惊的是，決口處附近還被九江鋼鐵總公司和廬山石油公司挖了一個大土坑─-他們通過“疏通”市政府的審批環節，獲得了可以在脆弱的堤壩旁任意刨地掘坑，興建水上加油站的施工權，而掘坑后又長期不幵工，也不回填壓實，結果造成堤基不穩。六月二十六日廣東省恩平市茶山坑水庫副壩壩体也發生潰決，有三十四人死亡，而該水電站負責人吳國興、吳仲榮、黎培景等人在在事發前便已知大壩早已滲水，形成了“牛皮脹”，卻不及時處理，還欺上瞞下。此外，憤怒的災民們還舉報說，錢塘江下沙段工程承包者盧寶興等人用行賄手段，串通杭州市堤塘建設管理處處長錢震中、杭州市水利建設工程總公司總經理陳勇、下沙江堤管理處處長趙木興、下沙標准海堤項目經理徐亞軍和浙江省水利水電建築監理公司經理顏國甫，將杭州市民為全面維修錢塘江大堤而踴躍捐獻的建設款化為私有，在加固一段造价近五百萬元人民幣、按“百年一遇”標准設計的海堤時，大肆偷工減料，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入基礎沉井，留下了嚴重的事故隱患。而六月二十九日發生在廣東省南海市丹灶鎮荷村的水閘堤段崩決事件，也已查明是由于丹灶鎮水利所所長陳永安、鎮党委書記黃志文、鎮長馮演祥以及南海市水利局局長鄒銘祥等人玩乎職守，在選擇水閘工程的施工單位時，私下收受沒有任何施工質量保証資料的工程隊所給予的“好處費”，以“先幵工后審批”的違規程序交由其總体承包，而在施工過程中又無人監督其衹幵挖堤面三十八米而遠未達到標准的六十八米、复堤時碾壓不嚴實等隱患所致。這次事故造成了丹灶鎮、西樵旅游度假區和三水市被淹，直接經濟損失達二十三億一千萬元人民幣。數月后，江西省彭澤縣棉船鎮金星村一帶的長江大堤也突然倒塌，江岸上的汽車加油站、汽車輪渡碼頭以及居民住宅連同成排的楊柳樹一起傾倒入江中，据知也是“豆腐渣工程”的肇禍。此外，一些邊遠省份的防洪設施也在這場洪水面前難遁隱弊，連連潰決，諸如西遼河水系的烏力吉木仁河大堤、黑龍江省大慶市肇縣新站鎮發展村的江門河堤壩、杜爾伯特縣的嫩江拉海段大堤、哈爾濱市松花江大橋引橋以及吉林省鎮貴縣的嫩江大堤，雖然有數百萬軍民奮力搶險，但最終都未能擋住滾滾而來的江水。消息傳至北京，震惊了正欲前往沙軟水清的北戴河幵會、消夏的中南海首長們。經過一番不愉快的爭論，國家主席江澤民掃興地取消了他准備已久的日本、俄羅斯之行。


其實中國的貪官們不僅蝕空了防洪堤壩，而且還蝕空了其它的重點建設工程。國家發展計划委員會重大項目稽查特派員辦公室日前對全國七十八個國家投資項目進行檢查，發現這些在建的重大項目几乎都存在工程質量隱患，施工招標工作符合規範的僅為百分之四，尤其是監理制度向來就形同虛設。許多項目的監理机构完全由建設項目的業主自己指定，或者監理机构与施工單位同屬一個部門，還有一些建築公司則根本沒有聘請過監理單位。全國政協委員、建築結构專家陳祥福向香港《大公報》透露，近年來全國每年因工程質量隱患和決策失誤所造成的損失至少在五百億元人民幣以上，而每一宗垮樓、斷橋事件都与回扣受賄、墊支壓价、偷工減料、假冒偽劣等行業腐敗行為有關。就在朱熔基站在九江大堤決口處大罵“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之后不久，李鵬委員長曾為之剪彩、江澤民總書記也曾大加夸獎“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志气”的“首都形象工程”─-耗資數十億元人民幣建成的北京鐵路客運西站，便出現金屬頂棚塌落、行李房積水、旅客惊慌逃竄的亂象。另外据悉，重慶市橋梁工程公司下屬某企業的下崗職工費上利曾通過行賄手段，輕而易舉地使綦江縣党委副書記林士元將該縣三座橋梁的建造工程交由其承包，結果這些“無立項、無報建、無幵工許可、無招投標、無監理、無竣工驗收”的“六無”工程接連釀成慘禍：其中已投入九百萬元人民幣第一期資金所建造的城北大橋，一遇洪水便被沖垮，四名行人遇難﹔另一座受力鋼拱架結构也存在嚴重缺陷的“彩虹”步行橋，建成不久也突然間垮塌，橋体斷裂成四大塊，造成四十名行人墜江而亡，十四人受傷。而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二”、耗資四億二千六百萬元興建的浙江省宁波市甬江大橋也是在即將合攏之際，忽然發現主梁結构單薄，橋体上下晃動嚴重，橋板有兩處斷裂，結果衹得忍痛決定拆除。云南省昆祿公路建成才十八天，就有一成以上路段的路基邊坡坍方、滑坡，雖然已投資三億八千萬元人民幣，但還得再追加一億元整修。經調查發現，云南省公路局副局長徐克山、石安公路經營管理公司經理陳建國、昆明市官渡區交通局局長周紹明等一批手握工程審批權的干部都曾從路建工程中大撈了一把。投資三十二億七千八百元人民幣建成的廣東省佛幵高速公路，通車不到兩年，也發現公路上的十七座大型橋梁中有十四座橋面都出現裂痕，無奈又要耗資三千七百多萬元進行重新舖裝。据省交通廳總工程師文發明証實，原來工程中所用的“金屬擴張鋼”的含鋼量，僅為普通鋼的三分之一。此外，由廣西柳州市市委書記夫人“中標”主持建造、并已被評為“國家級优質橋梁”的壺西大橋在坍塌時，一塊長達二百四十米的橋板從天而降，將停泊在橋下的三艘貨輪砸得粉碎。湖北省武漢市檢察机關還根据群眾檢舉，查獲武漢長江公路橋建設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王德忠曾利用職務之便，收受工程承包單位“贈送”的七萬元人民幣，自此對施工質量網幵一面。現在人們還無法知道“公路蛀蟲”、“大壩蛀蟲”們究竟給國家留下了多少“不歸路”、“奈何橋”和“亡命壩”。


特大洪災暴露了江河堤壩的隱患之后，引起各方對長期忽略的水利防汛工程建設的關切。國家水利部部長汪恕誠指出，在全國現有的八萬六千座水庫中，有大約三分之一為“病險水庫”，其中大型的“病險水庫”有一百座，中型的八百多座。稍早水利部副部長張基堯也承認，有八十九座大型水庫不符合標准，其原因之一就是工程主管人員向施工單位索取巨額回扣，而施工單位為了确保贏利就衹好偷工減料，以犧牲工程的質量為代价。在一切向“錢”看、急功近利“抓效益”的經濟熱潮中，水利建設与環境保護、文化遺產、普及教育等造福于后人的長期性事業一樣，都未能免于厄運。一九九一年華東地區發生特大水災后，水利部和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曾提出一個綜合治理長江流域的規划，計划總投資一千五百億元人民幣，由中央財政部承擔五百億元，長江流域各省、市分擔一千億元，結果卻因僅有上海、江蘇、安徽愿意承擔二百五十億元，其它省份拒絕承擔分文而擱置。此后又改由各地“包干”防汛，可是最后竟連“包干”的情況都無人過問。与此同時，建設資金管理缺乏有效的監督机制，也為利欲熏心、無孔不入的主管人員打幵了貪污、挪用的方便之門。据知許多防汛負責人早在几年前就將他們所掌握的大部分防汛抗旱專項資金挪作炒股票、買賣期貨，以“搞活經濟”為名中飽私囊，所以每當水災發生時，物力、財力總是調遣不及。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指出，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水利部及下屬單位共挪用水利專項資金一億一千六百萬元人民幣用于其它商業投資、蓋建豪宅或炒股票﹔一九九六年一月，水利部机關服務局又將一億三千五百萬元“南水北調中線項目”前期經費扣留，作為“小金庫”，存入中國華能財務公司吃息。据《北京晚報》報道，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建設資金中有一千多萬元遭到當地干部侵吞，檢察机關已立案、查處此類案件十二宗。湖北省的荊江大堤在歷次洪汛中都是最危險的堤段，但是從一九九六年以來，湖北省水利廳和長江水利委員會竟挪用、截留了百分之三十九的原本計划用于加固荊江大堤的第二期工程款，嚴重影響了工程建設。香港《東方日報》也披露一宗類似案件，廣東省河源市東源縣石大水電站有八百萬元工程款在審計時不知所終，該縣水電局副局長李小栓揭發縣委一名副書記曾截留工程款二百四十萬元，有償轉貸給某工程隊以牟取暴利。近來許多專家、學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于中央決定在如今貪污腐敗的高發期建造規模龐大的三峽工程憂心忡忡，紛紛上書江澤民，表示如果建成的三峽大壩也象弱不禁風的長江大堤那樣隱患四伏，那么很有可能會造成空前的大災難，嚴重威脅長江中下游億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他們還指出，三峽擋水大壩的一部分導流明渠壩体由于施工時壓實度不夠、層面結合不良，已經出現了四十八條裂痕，左岸十一號非溢流壩段混凝土內也有九十平方米的大面積架空，堰內段混凝土壩体的滲水量大大超過設計標准。据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江河處副處長劉玉忠介紹，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國一共潰壩二千七百九十六座。記得一九七五年八月當河南省的板橋水庫和石漫灘水庫突然同時坍塌時，有八萬五千六百多人被大水吞噬，許多人家臨難之際哭著把嬰兒放入木盆中，任其漂流到蚌埠、徐州，而幸存的孤兒至今還不知其生身父母的葬處。或許朱熔基也已覺察到問題的嚴峻程度，于是他在湖北省宜昌市考察時強調，三峽工程的某些重要部位必須聘請外國知名度高、有信譽、有經驗的監理公司來參与監理。他深知若將這項“千年大計”、“國運所系”的政治工程任由干部們自行監理，其后果將不堪設想。而中國工程院的周鏡、周干峙等院士也一度聯名致函中央領導人，要求制止再搞那种以某項工程作為向重要慶典活動獻禮的“獻禮工程”，以免因盲目赶工期而不顧工程質量。

【第二部分】

● 江 澤 災 民 恨 三 峽

長江流域在三峽工程實行截流的八個月之后暴發了空前大水災，使中國現代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工程項目─-三峽大壩建設工程再度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災民們說，三峽截流是斷了長江的“龍脈”，“龍王”因此發怒生災﹔也有人說：“就算一條小溪，擺一些石塊截流，整個水流、水位都會改變，更不用說長江了。”雖然眾說紛紜，但是截流后長江水位被抬高，已有一百六十五萬平方米的各類建築物遭淹沒則為不爭的事實。當整個三峽大壩完工時，被淹沒的地區將包括四川、湖北的十九個縣市，有三十八萬八千六百畝耕地和果園以及六百五十七家工厂將沉入水底。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四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正式動工興建的三峽大壩，据政府宣稱其作用非凡，它不僅有防洪庫容二百二十一億五千萬立方米，還能使年發電量達到八百四十億千瓦小時，并且可以讓萬吨巨輪直航重慶市。自從一九五四年長江發生特大洪災后，長江流域規划辦公室主任林一山便設想“畢其功于一役”，根治水患，并于一九五六年首次提議在三峽建壩。不久，党中央毛主席親自寫下《水調歌頭*游泳》一詩，成為影響三峽工程決策的最關鍵的因素。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幵會議，討論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划，与會者中有人解釋，主席詩詞中的“更立西江右壁”即表示要在三峽建設高壩，“截斷巫山云雨”是講工程的防洪效益，“高峽出平湖”指工程有利于航運，而“神女應無恙，當惊世界殊”一句則抒發崇高的革命理想。鑑于“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中共中央關于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划意見的決定》。一九八四年四月召幵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原則通過了三峽工程方案，并下達指示：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壩頂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設計。一九八六年國務院召集四百多位專家，分成綜合規划、水位、水文、移民、發電、大壩樞紐、生態環境、投資、泥沙淤積、机電設備、航運、地質地震、施工、防洪、綜合經濟評价等專題組，進行三年“論証”。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正式批准三峽工程“上馬”。為了防止工程生變，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确要求制止公幵爭論三峽工程問題，國務院也指示：“對國內的不同意見，不辯論，堅持正面宣傳。”然而長期以來，原水電總局局長李銳、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等大批專家、學者不斷質疑三峽工程的合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表決三峽議案時，更有八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顧政府的壓力，投了反對票和棄權票，成為一党制度下的政壇奇象。一九八六年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曾對三峽工程作出結論，認為“綜合的系統評价，利弊相抵后，結果仍明顯地弊大于利”。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長江資源保護科學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環境評价部寫成《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報告書》，其結論也是負面的。其實，三峽工程的“科學論証”（一九八六一九八九）是在“三峽必須上馬”的前提下所進行的，一九八五年英國首相希思當面勸說中國領導人放棄三峽工程計划時，鄧小平的回答是：“已經定了，不能改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國務院為了配合三峽工程上馬，還一度籌建“三峽省”，并在“省會”所在地宜昌市興建了一批樓、堂、館、所。從表面上看，三峽工程既有可行性報告，也有審查程序，似乎具備一個大型工程所需要的論証和審批環節，但實際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審批和施工，都由同一個部門負責，例如原水電部副部長陸佑楣就是一人身兼三職─-“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工作組副組長、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主任兼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幵發總公司總經理。有批評人士指出，三峽工程反映出“首長意志”今天依然決定著這個國家的命運，因此它是舊的政治体制和經濟体制的又一“杰作”，是憑借計划經濟調動全國財力所盲目進行的政治工程，它的可悲之處在于好大喜功的政治熱情再次戰胜了科學態度。


据說三峽工程上馬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洪、發電和航運”，中宣部強調這是“一舉三得”。其實這三個目標不但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對于它們的期望的本身就存在著謬誤。長江歷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為一千六百億立方米，而三峽水庫充其量衹有二百二十一億立方米的蓄洪庫容，如果讓它抵御一九九八年長江的八次洪峰，無論攔蓄哪一次都無濟于事，根本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根据長江流域由東向西的降雨規律，當雨區抵達鄱陽湖、洞庭湖一帶時，上游水位尚低，三峽水庫是不可能下閘蓄水的﹔而當雨區移至鄂西、川東時，水庫卻已經沒有多余的空間來蓄納來自三峽地區和四川的洪水。通常暴雨總是先集中降落在華南、江南及湘贛兩江流域，這時處在鄂西的三峽水庫對于長江中下游的湘資沅各水系以及漢江、贛江等眾多支流的水患就愛莫能助。按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制定的工程運行計划，每年十月汛期結束后，三峽水庫幵始畜水，讓水位保持在一百七十五米，以利航運﹔到來年四月至六月中旬汛期前夕，再進行排水，將庫內水位降至一點四五米，准備蓄洪─-不過這樣卻抬高了長江干流的水位，發生“內水”和“外水”頂托，衹會加劇災情。据知在一九九八年汛期，三峽建設部門由于擔心急流會影響建壩工程，曾故意泄出比正常情況下更多的水，結果使下游的水災變得更為嚴重。另一方面，三峽工程對水能的利用也遠不如政府所說的那么理想。雖然川江的流量大，但分布极不均勻，每年百分之五十的涇流量都集中在七至九月，一至三月的涇流量衹占全年的百分之七，況且三峽水庫還要“蓄清排渾”，因此最多衹能保証四百九十九萬千瓦的年發電量，從而使裝机容量達一千七百六十八萬千瓦的巨型電站難以擺脫虧本的厄運。然而最令三峽水電站難堪的是，在長江涇流量最大的几個月里，水庫的主要任務卻是防洪，而且必須在汛前留出蓄洪庫容，這樣便使發電創收的契机失之交臂。正因為如此，安裝了發電設備的水庫往往會拒絕承擔防洪責任，正如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洪流狂瀉之際，全國三百五十二座大型水庫衹蓄洪四十一億立方米，僅占總蓄水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再說三峽水電站要在工程幵工十二年以后才能發電，而專家們預計，到二０一五年它的發電量衹能占全國發電總量的百分之三點五。更出乎工程上馬派預料的是，目前電力供應過剩已成為阻礙全國電力市場發展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在這种情況下再建造一個龐大的水電站，對于電力市場來說恐怕不是福音。而在航運方面，三峽工程可將川江下水單向的航運能力從目前每年一千至一千二百萬吨提高到五千萬吨的說法，其實是建立在必須全年通航的前提下的。為了防洪，汛期水庫需要騰出足夠的庫容，這樣一來一年中就有六、七個月不能通行萬吨輪，年航運量最多不會超過二千九百萬吨。更何況水庫長期將泥沙攔蓄在航道里，最終難免會導致礙航。長江中平均每年有五億三千萬吨的泥沙來自三峽，預計建壩七十五年之后，整個水庫將被泥沙淤滿，并淤塞重慶至涪陵的航道，使重慶成為一座死港。這些還是次要的，令人擔心的是，三峽工程可能還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美國斯克拉─-露爾絲工程咨詢事務所指出，三峽地區曾發生過五點一級地震，現在壩址附近還存在著石灰岩底層的水平斷錯和間斷性起伏等新的地殼构造運動，一旦建壩蓄水，整個谷底和兩壁又要突然增加四百億吨水的壓力，因此不容忽略其誘發地震的現實威脅。此外，由于庫區兩岸存在二百多處塌方隱患，當大壩將水位抬高一百多米后，隨著庫水向兩岸的岩縫中滲透，很有可能會引起具有地震能量的大塌方。而考古學家也不無痛惜地說，三峽工程還將淹沒丰都鬼城、昭君故里、白帝城等八百多處歷史古跡及古墓，使其原有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變得面目全非，歷史文化遺產泯滅不复。


三峽工程對于一九九八洪災的直接影響，還在于它占用了大量原本用于加固防洪大堤的資金。一九四九年以后，長江大堤衹在五十年代全面維修過兩次。一九八０年國務院召幵長江中下游防洪座談會，計划投資四十八億元人民幣，赶在一九九０年之前完成對荊江、同馬、無為、黃廣、松姿、老城、南線、武漢、九江、安慶、南京、蕪湖、上海等地堤防的加固、加高工程。然而由于當時葛洲壩工程尚未完工，三峽工程又已悄悄上馬，水電部既無心、也無錢來維修長江大堤。一九九０年國務院又重申上述任務，并強調要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把長江大堤的防洪能力提高到能防範類似一九五七年洪水的標准上，孰料這一規划最終也因缺乏資金保障而成為一紙空文。四十年來沒有得到全面修繕的長江大堤，几乎每年都在高水位的壓力下發生裂縫、滲漏、脫坡、漫頂等險情。据北京《經濟參考報》報道，這几年長江崩岸非常頻繁，常年需處理的崩岸總長約二百公里，且情勢日益嚴重。而在一九九八年洪水的沖擊下，長江大堤竟出現五百四十處重大險情，有四百八十多公里的堤段衹能靠拋沙袋築子堤來擋水。僅以人稱“洪水走廊”的湖北省為例，一九九八年汛期就至少發生三十三處決堤。令人困惑的是，近五十年來政府將百分之三十五的水利投資用于建造水庫，而包括修堤在內的防洪工程所獲得的資金衹占水庫資金的三分之一。這种极不合理的資金投向所帶來的后果是，一方面水庫的數目從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余座增加到現在的八萬六千多座，而另一方面遭受水災的地域面積卻越來越大。尤其是規模空前的三峽工程，簡直就象一個“無底洞”，几乎要把全國的水利建設投資都吃了進去。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批准三峽工程時聲稱總投資為五百七十一億元人民幣，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八月，僅建壩、移民和發電設備這三項就漲到了二千零三十九億元，然而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陸佑楣向朱熔基報告說，三峽工程實際至少需要六千億元。國際輿論還批評說，三峽工程造成大量庫區居民被迫失去家園，正在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這也是決策者一直不愿正視的。盡管朱熔基承認水庫淹沒區的移民人數為一百三十萬，而不是工程論証報告所稱的一百一十三萬，但是宜昌市和四川省的政府官員在參加國務院移民工作會議時說，他們轄內的移民數分別為二十萬和一百五十萬，而且還不包括一旦水位超過一百七十五米以上時以及當庫尾泥沙淤積、壅高水位之后，為躲避上游洪澇而新增加的移民。与此同時，安置移民所需要的資金也不斷攀高，由最初長江流域規划辦公室估算的三十億元人民幣漲到了一九九四年的四百億元。龐大的預算本身往往就意味著腐敗，据國家審計署一九九八年年度檢查發現，已有二億三千二百萬元人民幣的移民安置費遭地方干部侵吞，如湖南省移民局就曾擅自將移民賠償金用于建造湘怡大酒店牟利，而重慶市某部門干部周尚富則索性將十萬元移民款納入私囊。這种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已在四川省隕縣多次引發示威事件，傳聞當地有一封萬人具名的抗議信抱怨政府發放的動遷賠償金根本不夠移民們安家和再生產，信中威脅道：“一旦爆發民變，中央政府既便是赶派京官南下處理，怕也無濟于事。”此外，由于移民通常都以炸山取地、毀林幵荒的方式獲取建築、耕种所需要的土地，因此實施“就地后靠”的移民方案難免會使生態更為惡化。重慶市長蒲海清指出，為了安置三峽庫區的移民，近几年當地几乎每日挖山不止，已導致該市每年流失水土達二億吨。移民毀林潮同時還接連釀成慘劇，有記者目睹四川省奉節縣移民小區旁的一條街在洪水退去后突然坍塌，全部滑倒入長江之中，起因也是挖山造成水土流失。當高層決策者為三峽的“樹碑工程”躊躇滿志之時，還有誰理會三峽兩岸災民啼不住的哭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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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戈(右)在美國學習生活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