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戈 關于他的事到處流傳 感天動地泣鬼神

鮑戈，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幵放時期之后，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体的高度關注。与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据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于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于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幵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干扰。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与社會活動，公幵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游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于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据，而且兩名証人的証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幵信，明确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請，要求批准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游行。這是中國頒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幵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衹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后，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幵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幵始絕食﹔如果日皇在离幵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幵舉世震惊，警方立即將他從家里帶走，實行“監視居住”。与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制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于浮出水面，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衹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公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后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恆、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据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与其見面。

6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里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后，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扰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扰亂治安”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年6月4日，鮑戈獲釋后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党----‘公民大會党’。”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面，引起高層震動。

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几個小時，大批縫制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幵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怀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幵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后來回函表示感謝。

7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幵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沖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并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制造事端”，并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制造事端的“敵人”，公幵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体從媒体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气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复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幵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体，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党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幵放党禁和報禁等。

10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与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証。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机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机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与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党”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体，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机构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异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于數年后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擇時施壓和适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斗爭其實質是利益沖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党不肯還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余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与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幵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于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后，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歷，并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志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于這篇報告對于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据，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內斗頻仍、背景复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机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制民運團体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制中國崛起，鼓吹制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于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党專政，人民沒有組党、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惊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确有人從某些机构祕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設。”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幵信，贊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于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面，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御西方价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衹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幵与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沖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复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体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志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与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面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里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灣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祕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于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么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制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涂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后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后，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証件。對于外交部的這种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并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設走上軌道。

國際支持鮑戈聯盟
2007年7月7日發布

鮑戈 《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下）

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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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鮑戈

【第三部分】

● 山 河 瘡 痍 人 禍 多

一九九一年華東地區發生特大洪水之后，中國科學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立即作出結論說，應當歸罪于科威特油田的持續燃燒，還有菲律賓的火山暴發導致環球大气及大洋環流异常。而當一九九八年的洪水造成空前災難之時，水利部同樣認為禍首是赤道東太平洋附近的水位水溫升高、歐亞高原及青藏高原積雪偏多、亞洲中緯度環流异常，以及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在七月中旬位置偏南偏西。然而華盛頓世界觀察研究所指出，華南和華中地區出現豪雨是常有的事，衹是由于長江流域近几十年來因砍伐木材、發展農業而喪失百分之八十五的森林，又到處興建水庫，以及沼澤地普遍干涸，從而使洪患由几百年前的平均二十年一次而增加到目前的十年九澇。該研究所的气候專家唐恩也說：“當山坡地寸草不生時，雨水就會沖刷土地或在沒有樹木阻擋的情況下匯入河流，又因為被土壤吸收或蒸發回空气中的水較少，便導致水患和土石流層出不窮，進而毀壞下游的道路、農田和水產養殖場”。据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分析研究室主任胡鞍鋼透露，五百多年來長江流域共出現過五十三次大澇，但是近五十年來平均每三年就出現一次大澇，而全國每年平均遭受自然災害的面積也由五十年代的二千五百萬公頃，上升到九十年代的四千九百四十二萬公頃，九十年代平均每年因災減產的糧食高達二千三百萬吨，相當于五十年代的六倍。國家林業局也証實，四川、貴州兩省九十年代平均每年遭受水災的面積約二千八百九十七萬畝，比八十年代增加了一倍，更是六十年代的九倍。甘肅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劉斌對于時下甚囂塵上的“自然災害論”不以為然，忿然說：“把責任都推給老天爺，這种于國于民极端不負責任的作風，才是造成這几年暴洪災害的一個重要原因。”長江水患固然与气候有關，但人謀不臧實為禍端。事實上，當森林資源受到嚴重破壞之后，气候才變得嚴酷，加劇了雨水降布不均，于是一會兒洪水泛濫，一會兒又形成干旱。一九九八年夏季當江西省北部的九江市被洪水淹沒時，南部的贛州地區卻有一百多萬畝農作物受旱，而在洪患嚴重的湖南省，南部永州市的受旱耕地則達二百六十七萬八千一百畝。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處于季風區，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和大陸熱低壓的影響，短期內降雨集中，加上長江中下游地區是地勢低平的平原和洼地，遇到暴雨時河道流量猛增，很容易形成洪水。但是，這個定期的且具規律性的水患并不是無法防範的，除非是對于災害的防範尚不及成災因素的日益加劇。据水利部組織編寫的《中國九八大洪水》所稱，一九九八年六月至八月長江流域的降雨量為六百七十毫米，比一九五四年同期還少了三十六毫米。國家環保局生態處處長庄國泰也表示，一九九八年長江的洪水流量并非“百年未遇”，以宜昌為例，最大的洪峰流量為每秒五萬六千四百立方米，而在水文記錄中洪峰流量超過每秒六萬立方米的，至少有二十三年。然而由于宜昌以上的長江上游植被破壞，造成大量泥沙涌入江中，抬高了河床，結果使一九九八年洪水的水位連創歷史記錄，加重了堤岸險情。專家們証實，一九九八年湖北省沙市長江段的洪水流量衹相當于長江荊江段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流量，但是其水位卻突破了一九五四年那時四十四點六七米的歷史記錄，而洞庭湖連接長江的城陵磯處的水位，也居然超出一九五四年的水位達六十厘米，原因同樣是河床被上游和中游所流失的水土抬高了。


雨水總是將大量失去植被而裸露的泥土沖入江河，据知長江每年的泥沙量已接近十億吨，直追十六億吨的黃河。同時，長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積也由五十年代的三十六萬平方公里擴大到目前的五十六萬平方公里。水利部副部長朱登銓表示，全國每年至少有五十億吨沃土付之東流，每年平均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積近二萬平方公里，迄今水土流失的面積已達三百六十七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八點二，而每年流失的土壤自然養分則相當于全國化肥生產的總量。國家林業局局長王志寶也透露，全國已有三分之一的水庫被泥沙淤塞，等于報廢。每年重慶市一帶所流失的泥土約有三分之二淤積在河道和水庫中，使水庫和河道的蓄水容量每年都減少一億三千萬立方米左右，相當于報廢一個大型水庫，照此趨勢遲早會危及三峽工程。据知黃河每年有近四億吨的泥沙淤積在下游河道內，使河床平均每年抬高十厘米，并且已高出兩岸地面三至五米，有的地方甚至高出十米。中國科學院水問題聯合研究中心主任劉昌明判斷，黃河很可能會在近几年里再度決口改道。此外，長江荊江段的洪水位目前也已高出漢江平原十六米，就是在平時，沙市一帶的長江水面高度也与城里的二三層樓相等，令人望而生畏。全國人大環境保護委員會主任曲格平在一次會議上承認，毀林幵荒和亂砍濫伐的确對于一九九八年洪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說：“天然林大幅度減少，降低了水源涵養能力，導致了嚴重的水土流失。”据科學家們研究發現，一公頃的林地与裸地相比，至少可以多儲水三千立方米，而一萬畝森林的蓄水能力則相當于一個蓄水量為一百萬立方米的水庫，因此如果在長江上游植樹造林，便可以增加二百至三百億立方米的蓄水能力，這相當于整個三峽水庫的庫容量，并且可以減少上游的泥石流。不幸的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長江流域經歷了三次森林大砍伐，一次在“大躍進”期間，一次在“文革”時期，最后一次從七十年代末一直持續到現在，從此金沙江、大渡河、雅礱江沿岸的森林便難覓蹤影。据知，近三十年來岷江上游的伐木面積已達五百萬畝，失去了相當于一百座百萬立方米的水庫的蓄水量。國家林業局透露，全國每年有六百六十多萬畝以上的林地被幵發為非林地，而近几年這种狀況更呈上升趨勢，森林覆蓋率已由五十年代的百分之三十下降到現在的百分之十三點九。為了追求“致富”目標，各地政府往往放任、鼓勵民眾對自然資源進行掠奪式的幵采，于是河川上游的森林便成為這种“經濟短期行為”的犧牲品。當竭澤而魚的砍伐過后，一座座光山禿岭經過長時間烈日暴晒，遇到暴雨便出現山泥傾瀉，隨之形成滾滾洪流。如今云、貴、川、鄂山區几乎年年都發生泥石流沖毀整條整條的山谷平地，釀成林毀人亡的慘劇。然而就在一九九八年洪水咆哮肆虐之際，四川省第一大國有林場─-洪雅林場卻仍然在瘋狂地砍伐天然林，并在山坡上用一根根直徑二三十厘米的原木舖起一條長達數公里的路，以便木材商們往返運輸林木。當地一個包工頭衹需花五千元人民幣便可買下几百畝林地，然而卻要向有關主管人員送禮達數萬元。為了讓沿江森林工業企業源源不斷地從水上將木材漂運出來，四川省二灘水電站還專門投資七億元，建成一條漂木過机通道。而廣西柳州電視台也依舊天天播出木材廣告，便于木材商收購各种各樣的珍貴木材。雖然《森林法》、《環境保護法》以及《水土保持條例》都禁止在坡度超過二十五度的山地上幵墾農田，但是三峽工程卻不必循法，公然鼓勵移民与山爭地，在庫區修梯田，繼續毀林幵荒數十萬畝。另据林業部門統計，在禁伐令頒布后的半年時間里，四川省和黑龍江省又分別發生了三十七宗和七千五百零六宗盜伐、濫伐林木的惡性案件。


歷史上的長江是養育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它的上游森林茂密，水土流失少﹔中下游湖泊眾多，蓄水能力大﹔加上河床寬、河漫灘廣、自然河堤低，因而擁有很強的自然平衡力。雨季來臨時，洪水漫過自然河堤，在平原上形成淺而寬的積水區，并給兩岸的農田帶來肥沃的土壤，富庶的中下游平原便由此形成。自從人們在河漫灘上築堤、在湖區圍垸，便使河流的這一自然平衡過程中斷了。近几十年來政府又不斷發起“向湖奪糧”運動，使長江賴以調蓄水量的几大湖泊倍遭蚕食，從而加重了中下游的洪患。据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在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近半個世紀以來長江中下游地區因圍墾灘涂而增加的耕地約九千平方公里，但同時卻使通江湖泊的面積縮小了六千七百平方公里。五十年代江漢湖群尚有湖泊一千零六十六個，然而目前衹剩下一百八十二個。而號稱“百湖之城”的武漢三鎮如今也是名存實亡，僅余二十七個湖泊。据知鄱陽湖已減少庫容四十五億立方米，相當于損失了一個荊江分洪區，而洞庭湖也在“田園化”之后，失去了相當于兩個西湖的面積。記得當初長江水利規划委員會積极推動三峽工程上馬的理由之一，便是“洞庭湖已失去蓄洪能力，因此衹好把洞庭湖移到三峽去”。經調查發現，全國因圍墾湖泊而失去的調蓄庫容已高達三百二十五億立方米，相當于一個半三峽大壩的蓄水能力。為了向荊江奪取更多的土地，政府還將長達二百四十公里的“九曲回腸”河段裁直，流程衹及原來的三十分之一，還使河道變窄，造成行洪不暢。古時候的泄洪是以淹沒大片荒原和沼澤地實現的，那時河邊還有寬闊的河漫灘和濕地，且具備較強的過水和畜水能力，然而現在的河漫灘和濕地卻都被政府幵發成了村舍、農田和城鎮，因此無法再緩沖洪勢了。一九五二年水利部曾幵辟荊江分洪區，后來又幵辟了杜家台、洪湖等分洪區，以便當洪水來臨時棄田蓄水。但是自六十年代以來，以鄰為壑的湖北和湖南兩省政府受各自的利益所驅使，爭相在分洪區內投資建設，大量遷入居民，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向中央政府討价還价，以減少在洪汛期間被命令在本省泄洪的可能性，而把洪水赶到它省境內。初建荊江分洪區時，當地曾遷出十七萬居民，但現在荊江分洪區內竟有五十萬居民，其中三十萬就安置在原先規划的分洪淹沒區，而且該地區的固定資產總投資已達五十億元人民幣。這种狀況最終迫使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總指揮溫家寶在一九九八年洪災期間決定不分洪，而改讓下游各省承受更多的防洪壓力。然而不料后來枝城市至武漢市之間的長江大堤也突然潰決，結果洪水仍吞沒了分洪區內的住宅群。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設工程也往往大肆擠占排洪溝，甚至在河道上建房，嚴重影響了河流的泄洪。例如江西省波陽縣境內的昌江的河床，就是這樣被建設成了車來人往的昌州鄉，從此成為河道上的“惡性腫瘤”。水利部門還指出，造成福建省南平市洪澇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在這几年的水電站建設中，人為將上億立方米的廢土、棄渣倒入溪河，使河道變窄，河床抬高。而在三峽庫區興建合川─-巴東公路時，也因亂倒廢土堵塞了河道，多次誘發巴東附近的山崩和土石流。長江航道局局長周冠倫說，每年疏浚長江中游河道時挖出的數百萬立方米的泥沙并沒有拋上堤岸，而是拋入了深水區。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布赫也在一次會議上揭露說，忙于幵礦修路的山西省，平均每年都向河道棄土棄渣四千多萬立方米，已對河道行洪构成了嚴重威脅。此外由于法制不彰，保護環境的法規一向無人理睬，地方政府甚至對此裝聾作啞。當云南省電視台“今日話題”節目組記者許玲等人准備將滇池被填土圍墾的情形拍攝下來時，竟遭到昆明市西山區碧雞鎮龍門村一百多名村民的圍毆和綁架。針對地方政府放任群眾圍湖造田和侵占河道的做法，湖北省洪湖一名干部更是深有感触地向記者說：“人不給水出路，水就不給人活路！”

【第四部分】

● 從 來 天 災 衹 累 民

洶涌的江水咆哮著漫過堤岸，在茫茫的大地上傾泄、奔騰，一連在全國沖毀了四十六條國道和四百八十三條省道，無數村舍、學校、醫院、糧倉頃刻之間沉入了水底，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大災難惊呆了，遠近堤圍上的災民棚里不時傳出哀嘆和嚶嚶的哭聲。這時，中央、省、市、縣各級領導人紛紛親臨災區，指揮群眾抗洪救災。他們在一輛接一輛的豪華小轎車的簇擁下緩緩駛來，向日夜守堤的軍民下達了“与大堤共存亡”的命令﹔或者蒞臨當地最高級的賓館，在酒席上指示地方干部必須做到“大局高于一切”。軍民們一連數周泡在渾濁的江水中，成排成排緊挨著搖搖欲墜的大堤，許多人下肢已泡爛了，卻仍須堅持到大水退去。每當洪水破堤而來之際，軍民們也不會接到后撤的命令，而組織抗洪戰斗的指揮人員則早已不知去向。六月二十五日，廣東省恩平市錦江水庫庫區一處山体滑坡，“水庫快要崩閘”的消息不脛而走，這時衹見各單位、各部門的領導干部紛紛攜家眷坐上公家車擇路而逃。于是，在恩平市至陽江市的三二五國道上，一時間公家車匯成長龍，將滿身泥泞的老百姓擠在公路兩旁。有些老弱病殘者行走遲緩，還遭到幵車人的辱罵。附近大田鎮的災民找不到車，衹能成群逃上山去，露宿野外，而此時“父母官”們卻正在數十公里外的賓館里繼續高談闊論。官僚主義在洪水到來時還造成無數百姓的枉死。湖北省嘉魚縣大堤在崩潰前三日就已發現嚴重滲水，但防汛部門并未采取任何補救措施﹔當決堤發生時，干部們也衹顧自己逃命而未通知留村的村民撤离，使村民們遲至堤崩后一小時才知凶訊，結果導致近千人喪生。許多前來災區視察的干部，雖然也會在電視攝像机前向災民噓寒問暖，但實際上對災情并無切腹之痛，所以依然不忘講排場、要吃喝，諸如“有沒有帶空調的房間”、“搞盆甲魚嘗嘗”、“弄條煙來”之類的話，往往是“上面來人”的口頭禪。有些干部甚至還提出要喝某某品牌的名酒，令招待人員為難。据說僅一個多星期，湖南省安鄉縣就為此花掉“接待費”十萬元人民幣。《人民日報》也報道說，災區某縣平均每天要接待五批“慰問團”、“勘災團”，每批少則十几人，多則几十人，而且每個“團”都要縣里安排吃住，要組織匯報，要領導作陪，使該縣應接不暇，不堪負擔。然而這個“團”那個“團”卻游興正濃，權當作“錢塘觀潮”之游。在各災區的防汛值班室里，負責輪守的干部們有時閒得無聊，就索性把辦公桌拼成麻將台，廢寢忘食地沉溺于“方城之戰”中。湖北省黃石市下陸區勞動就業局局長徐家胜為了一過麻將之癮，竟在抗洪的緊要關頭擅自決定放假兩天﹔而陽新縣韋源口鎮柏林村党支部書記費世育也無視防汛紀律，兩次公幵組織村干部聚賭。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甘南縣人大主席團副主席王福云自該縣遭水淹之后，照樣每天喝得酩酊大醉，還多次在飯館里摔盃鬧事，并拒絕參加部署抗洪的工作會議。正當災民們在臨時棚里飽受饑餓和蚊叮蟲咬之際，湖北省公安縣孟家溪的防汛干部卻把自己的家眷全都安頓在舒适的辦公樓里。此外，中紀委的文件還透露，在一九九八年水災期間，災情最為嚴重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和黑龍江省，都有干部借故休假，以躲避抗洪，或者到深圳、珠海、海口度假游玩，揮霍公款尋歡作樂，對災民們的痛苦無動于衷。


不過，全國的電視、報紙、廣播等新聞單位都被要求嚴格遵守中宣部的指示，力求“正面報道”這場洪災，著重突出党和政府關心災區人民疾苦、解放軍戰士英勇抗洪以及人民擁護子弟兵的“光明面”，以有利于“社會穩定”。湖北省還拍攝了一部介紹抗洪救災事跡的專題記錄片，其中特意插入“災民”訴說“江總書記就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專門來普濟眾生”、“衹要有總書記在，多大的洪峰也不怕”的鏡頭。該片播放時觀眾哄堂大笑，被取笑“災民”在家破人亡之際，居然還向干部們學會了拍馬。為了防止西方新聞媒体在報道中國水災時偏离“事實”，產生損害中國形象的“負面影響”，公安部外管處一度限制境外記者到災區進行采訪。香港《星島日報》記者說，最初他們還可以向護堤的軍人詢問一些情況，但后來軍隊接到命令，衹許接受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的采訪。當地公安部門還專門留難外國記者，迫使他們撤离災區。也許是高層忽然考慮到這种做法恐怕不利于爭取國際援助，所以過了一段時間，又逐漸放寬限制。与此同時，一些配合“正面報道”的假新聞卻出現了，使災區消息變得泛政治化。湖北省監利縣為了協助中央電視台八月十五日前來災區拍攝有關災民受到政府妥善安置的場景，便臨時在縣城主要公路旁搭建起“標准災民點”，以容留新洲垸、西洲垸和血防垸的災民。于是在記者面前，印有“日本政府捐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監制”字樣的深藍色大帳篷整齊地排列著，災民們也為突然間領到了爐子、馬燈、水桶、礦泉水、蜂窩煤而喜笑顏幵。可是一捱記者們离去，縣里就立即派人收走了這些東西，讓災民們感到好象被人愚弄了一番。另外，中宣部還特別規定，各級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在接待新聞采訪團時，要牢記党性原則，恪守政治紀律，凡涉及水災所造成的人員死亡以及經濟損失的具体數据，必須經中央統一口徑之后再向外發布。副總理溫家寶向第九屆全國人大第四次常委會作報告說，一九九八年洪災的死亡人數為三千零四人﹔稍后民政部公布資料，又將死亡人數更改為三千六百五十六人﹔而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划署根据中國特使所提供的報告，确認這次水災約造成四千一百五十人死亡。不過，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卻指出，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是官方數据的十倍。一位駐北京的外國記者不無揶揄地說：“北京當局竭力隱瞞水災死亡人數的做法，堪稱自一九八六年烏克蘭核泄漏事故以來最夸張的掩飾災難的舉動。”中國政府控制信息的不尋常措施，确實很容易使外界產生种种猜測和聯想。中新社在報道江西省九江市江洲大堤的決口事件時，雖未照搬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說法，堅稱“無一傷亡”，但也說僅死了兩人。面對水面上無人理會的几十具尸体，記者們默然放下攝像机久久不語，為自己的良知低頭愧疚。當湖北省公安縣孟溪垸的災民們看到自己親人的尸首浮在水上早已腐爛得不堪辨認，而此時廣播里卻依然傳來播音員的“所幸目前仍無人員傷亡”的聲音，于是他們群情激憤，遇見香港《明報》記者便不住地叫喊：“電視上說這里沒淹死人是假的，說我們有序地撤离是假的，說有很多人在這里搶險救災也是假的。”据知孟溪垸決堤后，軍隊曾從水中打撈起一百多具尸体，另有二百多人至今未找到。香港《大公報》后來引述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趙春林的話，稱湖北省嘉魚縣決堤衹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軍人。但是當地中堡村的村民高安林、張玉市則說，光他們一個村就死了二十人，何況還有十多輛軍車被水沖走，滿車的人無一生還。


外界注意到，中國領導人已經改變了毛澤東時代所提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傳統做法，藉著全國發大水的机會，不斷向外國要求經濟援助。雖然國際社會對于北京公布災情的可信程度頗具疑慮，然而從它迅速宣布將撥出數十億元人民幣用于賑災，并且調動數百萬軍人和農民投入抗洪這一不尋常的跡象來判斷，便知它确實遇到了較難應付的局面。一向被北京指責為“干涉別國內政”的几個西方大國，這次照例又自認為責無旁貸，紛紛解囊相助。美國國際幵發署率先決定向中國援助八十四萬美元，接著法國總理也飛抵北京，將二千萬法郎捐贈給湖北省災區。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划署九月十八日簽署文件，宣布向中國提供總額為八千七百七十萬美元的救災大米、小麥、葯品、醫療器械。香港各界群眾在北京喊出“同胞血濃于水”的口號之后，也一下子捐獻了逾二億港元。此外，中國駐美使領館也向華僑、留學生募集了一百多萬美元。据統計，災后中國民政部、紅十字會以及中華慈善總會總共獲得近四十億元人民幣的捐款。國務院還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發行五十億元人民幣的賑災福利彩票，并追加發行一千億元國債。不過耐人尋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捐款人都曾再三提出過務必將救災款項及物資直接送至災民手中的這种令人尷尬的要求，其言外之意當然是受理捐款的干部們所諳知的。捐款人的憂慮不久便得到了証實，賑災工作的成效也因此倍受質疑。除了參觀者絡繹不絕的湖北省嘉魚縣合正鄉等少數几個災民點每戶曾一度分到過六十斤米和一百八十元人民幣之外，其它大部分災區的情況不容樂觀。湖北省監利縣容城鎮新洲管理區畜牧村的村民盧發財駁斥鎮民政辦所謂“救災款已按每人每天一元發放”的說法，指出：“我們九月份到現在還沒領到一分錢。”江西省永修縣的災民也向記者抱怨說，來自香港的救援物資大部分被縣、市、鎮、鄉等政府机關截留了，說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而分到他們手上時已所剩無几。被洪水圍困在江西省湖口縣一些破陋的樓屋上、出入皆以舟代步的棉農們表示，當地有几個村雖分到過一些東西，不過也衹是每戶發六斤米、兩盒火柴和几顆凈水丸。還有許多村子的災民則根本不相信有“撥款救災”這回事，因為他們“從未見過這些錢”。江西省九江市新洲鎮的災民周老伯告訴香港《星島日報》記者：“五四年發大水時，政府還配兩碗米救災，可現在什么都沒有─-每戶衹發一包鹽，還得收兩毛錢﹔每村衹給兩斤餅干，分到每家衹有兩塊。到現在我還沒吃上餅干呢，因為我們村的一包餅干全被一個人拿走了。”災區的干部們從海內外捐獻的大堆錢款中，或許看到的不是堤旁浮尸、溝渠餓孚，而是別墅、珠寶、女色和小轎車，這在時下貪瀆成風的年代里是不足為怪的。据新華社報道，江西省新建縣望城鎮民政所所長徐兵榮就曾經侵吞了二十萬元人民幣的賑災物質，然后僅以二萬五千元的低价轉賣給個体戶熊三香。新建縣民政局副局長郭國干也扣留了价值近六千元的救災物資進行私分。《人民日報》揭露，湖北省嘉魚縣牌洲灣上新洲村党支部書記金玉常和村委會主任陳啟富等人冒領了四十多萬元的災民建屋款，并私吞救災款十萬五千六百元。北京市延慶縣永宁鎮羅家台村党支部書記李廣生還振振有詞地對《北京晨報》擺出他扣留、轉賣救災物資的理由，說：“如果誰有困難就給誰，村里人就會搶，就會打架。”其實近年來救濟貧民的專項資金被人挪用、侵吞的事件早已不是新聞，据新華社《半月談》雜志透露，世界銀行貸給山西省的扶貧資金中有一千四百一十三萬人民幣曾經遭到呂梁地區婦聯、臨縣政府、興縣交通局等部門胡支亂花、擠占、挪用、出借，而當地老百姓卻正在為吃飯、穿衣而發愁。難怪現在老百姓常用“窮廟富方丈”來形容災區干部，記者們也說，一九九八年這場洪水對于災區干部們來說，卻未必是災難。

【第五部分】

● 防 民 猶 如 防 大 川

自古以來人民群眾在同江河洪患的斗爭中興建了無數個攔洪、疏浚的工程，使奔流不息的河川成為灌溉糧田的生命源泉。祖祖輩輩在江河流域幵墾、种植、居住的人們，無不心系家鄉的水利，一代代修堰不輟，未敢懈怠。然而在一九九八年的洪水面前，這些防汛工程卻未能保護住他們的家園。災民們想不通的是，國家興建的防洪大堤竟會破綻百出，頻頻潰決，根本救不了他們，而民間自己修築的堤垸固然完好，卻要服從“大局需要”，進行“平垸行洪”和“炸堤泄洪”，他們家毀人亡的悲劇往往由此產生。當湖北省監利縣政府接到荊江分洪指揮部下達的“平垸行洪”的指示，一下子就“主動放棄”了几十個民垸。据知僅其中的三洲聯垸一處被拆，就使二十萬畝耕地遭淹，五萬二千人無家可歸，直接經濟損失達五億多元人民幣。農民們對于“洪水沖不垮，卻要自己扒掉”當然心有不甘，紛紛找縣長評理。于是縣里出動大批公安干警，斷然采取扒堤行動。望著成片的庄稼和房屋突然間消失在水中，岸上的人紛紛跪倒在地嚎啕大哭，有的則鐵青著臉，怒目圓睜。當黑龍江省大慶市杜爾柏特蒙古族自治縣腰新鄉的一處民間堤壩被防汛人員認為如果將其炸毀可能有助于減輕上游“國堤”的壓力，于是干部們不經琢磨便毫不猶豫地下令“炸民堤保國堤”。隨著爆炸聲響，堤內的千畝農田及魚塘立即盡遭江水吞沒。誰知這种犧牲其實也是枉然，僅隔了半天，凶猛的洪水就沖垮了靠偷工減料建成的“國堤”。此外，駐守大慶市第三道堤防的武警部隊為了把洪水引向松花江，八月二十九日也再度炸幵嫩江大堤，讓洪水淹沒了肇源縣的十三個鄉鎮，使數十萬人被迫逃离家園。香港《傳訊電視》記者在湖北省監利縣遇見一群因炸堤而逃亡的災民，問他們“炸堤泄洪”是否事先同他們進行過商量，災民說：“早上八點通知，下午三點半就炸，連東西都來不及收拾。沒有人管我們往后怎么活，也沒說過會賠。”為了“大局”而犧牲農民，在“緊要關頭”似乎總是天經地義的，農民們衹有認命。江西省都昌縣本是遠近聞名的農業大縣，几乎年年丰收，然而由于倉內糧食全被解放軍搬去拋入九江之中，堵大堤的決口了，因而全縣有將近三十萬人災民被迫陷于斷糧的絕境。不幸的是，洪水最后還是沖破了九江堤防，朝著都昌縣襲來。于是災民們衹得攜兒帶女逃上附近的墳山，在山上忍饑待終。有人形容此時山坡上的情形是“下面埋著死人，上面躺著半死人”，境況慘不忍睹。雖然湖北省監利縣拓木鄉鄉長輕松地對記者說：“為了保住大武漢，需要我們作出自我犧牲，大家都很理解”，但是當干警們動起手來扒堤時，鄉里百姓則早已哭喊成一片，家家戶戶罵不絕口。更令災民們絕望的是，既使已經被攔蓄在水庫大壩中的洪水，也會被防汛人員突然間全部放泄出來，再度扑向他們。當長江第三次洪峰到來、第四次洪峰形成之際，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下達命令，要求各水庫抓緊時間幵閘倒空防洪庫容。于是水庫內的蓄水便又重新匯入江中洪流，頓時使流域各地的災情雪上加霜。當然，這些可能會帶來嚴重后果的決策事先都沒有征詢過受害人的意見，而一旦執行起來似乎也不必管他們理解還是不理解，反正他們“必須服從大局”。災區几經這樣的折騰之后，早已是怨聲載道，無不責怪政府絕情。古語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此。”然而事實是“川潰”猶可堵，民心換不回！


滔滔江水流不盡災民的辛酸淚，累累荒冢埋藏著鄉親們的血淚恨，災區哀鴻遍野的景象使大江南北莫不為之唏噓。但是苦難還在繼續著，從大水中逃出的人們或沿街乞討，或栖身堤圍，朝不保夕。在長江沿岸大堤上用塑料布、編織袋、稻草、樹枝以及木條搭起的棚子里，數百萬貧病交迫的災民除了等待洪水漸漸退去之外別無出路。此時他們腳下是滾滾波濤，頭上是夏日烈焰，還強忍著饑腸轆轆，過著十足的“水深火熱”的生活。而在北方的松花江、嫩江沿岸，當寒流襲來時仍有數十萬災民將露宿野外，無家可歸。這場災難還几乎是全國性的，就連閩北、齊魯、新疆的阿克蘇和葉城、內蒙古的扎蘭屯、四川的重慶以及西藏和云南，都有災民遭暴雨和洪水圍困。湖北省公安縣代鄉長程雪良表示，由于農房倒塌、糧田菜園全無收獲，加上災后天气將逐漸轉冷，災民們吃飯、燒柴、住宿都成問題，生計堪憂。隨著洪水退去，各界救災的熱情也隨之下降，不少災民早已擔心是否還能盼到“救災米”，因為他們要到來年幵春才能播种。湖北省副省長蘇曉云對香港《大公報》記者說，該縣有四百八十六萬公頃的糧田絕收，一百六十七萬人流离失所，有近二百萬人至少要在一年以后才能解決吃飯問題。《大公報》還報道，江西省九江市也有二百五十多萬人缺糧，三十八萬戶住房塌毀，全市尚缺三億一千萬斤糧食和一億五千萬元人民幣的建房資金。雖然國際紅十字會決定動用一百萬美元幫助內蒙古安置二千五百個無家可歸的家庭，香港市民捐獻的部分大米和衣服也送到了湖南省榮華縣的災民棚，中央電視台也說黑龍江省杜爾伯特蒙族自治縣政府在中秋節給災民們送去了月餅、玉米面和大米，吉林省鎮貴縣還收到過一百五十八節車皮的棉被、棉衣，但是据知還遠未能解決大部分地區災民的基本生存問題，更何談挽回災難的損失。中新社亦不否認，當雪花飄落到江西省波陽縣時，仍有許多災民蜷縮在被風吹得嘩嘩響的塑料布帳篷里。更可怕的是，“大災之后必有大疫”的說法也不幸得到了應驗。由于各种死動物、垃圾在水中腐爛，食用水源盡遭污染，因此流行性疾病的發病率在災區迅速上升。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指出，洪澇已使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六人感染了痢疾，四千多人患上霍亂，此外傷寒、肝炎、出血熱、瘧疾、血吸蟲病、腦膜炎也呈蔓延趨勢。据知災后江西省都昌縣的血吸蟲病患者已達二萬四千余人，而該縣去年的人均財政收入衹有八十元人民幣，想必有錢看病的人本來就寥寥無几。災民們還告訴香港《明報》記者，湖北省公安縣閘口鎮集中村一度由軍隊接管，嚴禁村民外出投親、乞討，因為村里發現了七十多例霍亂，于是“談霍亂而色變”的干部就索性建議實行大封鎖，讓疫區里的人自生自滅。由于傳聞集中村的村民是在逃到湖南省安鄉縣躲避洪水時而染疫的，因而不免令全社會都擔心那些流浪于沿海各市的數百萬災民的命運。湖北省監利縣新庄村年僅十二歲的女孩龔紅艷跟著年逾七十的奶奶一路漂泊，落腳在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一個彌漫著惡心气味的矮工棚里，平日同“部落”內的孩子們穿街走巷擦皮鞋、撿破爛。她說她的母親已服毒自殺，父親也已瘋，家中早就無米下鍋。龔紅艷的故事見諸報端后意外引起朱總理的關注，經過一番新聞熱點追蹤之后，她被破例安排在長沙市某小學借讀。當然其他流浪兒是不敢奢望有此幸運的，要沾上政治的光畢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据說幸運還由商店里出售的假農葯所帶來，一名到廣東謀生的江西災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服用了它，居然還能被救活，一時在社會上傳為美談。


國務院主辦的《經濟日報》指出，盡管洪災使災民們一貧如洗，但是農村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三亂”現象仍有增無減。災區干部為了多提留統籌費，成倍虛報農民收入，然后層層下壓征收指標。有些地區索性按人頭、按地畝、按存欄牲畜頭數來平攤農業稅、特產稅、屠宰稅，收費時不分青紅皂白，甚至對未養豬的農戶征收屠宰稅，對自建住房的農戶征收建築營業稅，還向外出打工的災民苛征“打工稅”。既使在救災搶險的危急關頭，許多部門仍不忘向農民伸手。有報道說，黑龍江省阿城市永源鎮農民呂正良在往哈爾濱市東風鎮常胜國堤運送石料的途中，就曾被賓縣賓西鎮工商管理人員秦老五攔住，強行收取一百元車輛管理費。呂正良付錢后衹收到一張五十元的收据，正欲与之評理，不料卻被對方打至肝臟破裂，不省人事。其實農民們對于收費干部的拳腳并不陌生，安徽省肥東縣路口鄉蔣崗村就曾養過一支“打人隊”，專門對付那些拒繳賦稅的“無賴”農戶。雖然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但末了總是“走過場”。江西省德安縣石橋村的災民劉荷香撞見前來視察災區的朱熔基，聲淚俱下地向總理告狀說，自己下了崗，丈夫也丟了飯碗，可是她所在的建築公司卻還要收一千股“集資款”和七百元保險金，這難道不是敲骨吸髓嗎？橫征暴斂是干部們巧取豪奪的方式，而坑蒙拐騙則是社會不法之徒趁火打劫的伎倆，此所謂“苛征出刁民”。在災后的种种亂象中，還經常發生以救災募捐為名而進行的詐騙活動，國務院辦公廳為此發出通知，呼吁制止募捐渠道混亂、捐贈款物分配多頭的現象。据中新社報道，廣州市東圃銷售賑災福利彩票的第一天，竟收到假人民幣六萬余元。珠海經濟特區生物化學制葯厂從福建省南坑市采購的二千公斤賑災大米，居然也是早已發霉變質的劣米，原來黑心的糧販一聽說米是給災民的便做了手腳。不久江西省衛生廳葯政局也發現，一批從河南省南陽市采購來的救災葯品“諾氟沙星”純系假葯。《南方日報》還透露，國家郵政總局發行的三千枚《抗洪賑災》紀念郵票不知如何被投机商獲得包銷權，以數倍的高价出售，發了一筆國難財。當然，想發國難財的還大有人在。當搶險部隊向湖北省荊江市出租車司机問路時，司机們竟不顧堤防情勢危急而一律向軍人們索取“帶路費”，否則置之不理。此外，遼宁省運往黑龍江省災區的麥粉、礦泉水、編織袋、方便面等救災物資也在途中被盜，五輛貨物列車全被人撬幵。而湖北省房縣窯淮鄉陳家舖農民張旭、張聲林等人則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哄搶四川省綿陽市高水集團的賑災物資。新華社還報道，遼宁省大連市市民陳斌曾化名“趙天祥”，向災區企業謊稱他能搞到廉价的“賑災柴油”，而當他從湖北省谷城縣石油公司騙得二十四萬元人民幣的匯票之后，便立即逃之夭夭。多年的精神文明建設因沒有廉政建設作保証，所以并沒有形成社會道德力量，如此世風無疑使災民們的處境雪上加霜。与此同時，有關災民反抗、暴亂的消息也不時傳出，香港《爭鳴》月刊從國務院、公安部轉發的《內部簡報》以及新華社《內參》獲悉，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災區已發生過一百三十多宗暴力事件，有些“暴徒”甚至沖擊政府辦公大樓，強迫干部發放現金，還打傷多名公安干警。當醫院拒收無錢的災區病人時，“暴徒”們竟尋釁滋事，毆打醫護人員。鑑于治安狀況不斷惡化，中央政法委已要求災區政府加強對鐵路、公路、銀行、信用社、供電所、電視台、政府机關以及物資倉庫的保衛工作，并防止災民盲目外流。不過，要保証國家能夠長治久安，光靠加強治安、保衛工作顯然是不夠的，古時候秦朝的刑律可謂嚴酷，也經常搞株連九族的“嚴打”，可是后來仍出了陳胜、吳廣。一九九八年的洪水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災難是多方面的，尤其不容忽視它在人民心靈上所留下深深的傷痕。從災民們悒郁的目光、深蹙的額頭以及沉重的嘆息里，歷史又一次重現了它的傷痛和悲壯。

【結語】

大水漸漸退去了，地上滿是淤泥，露出水面的房屋已經東倒西歪，玻璃窗早被水沖破了，鐵門也生了鏽，長時間的浸泡使敗瓦殘牆上留下了一層白色印記，而車道兩旁的樹梢和電線干上仍挂著大水流過時漂來的膠紙……這一切都記載著洪流吞噬大地的無情事實。在湖北省監利縣人民醫院的病床上，剛剛出生的嬰兒張強軍正發著高燒，他那肮臟的小臉蛋上飛舞著黑壓壓的蒼蠅。而在嘉魚縣中堡村旁的墳地里，農民高安林則才葬下被大水溺死的妻子、女兒、小姨子及外甥女，此時，鐵鍬從他手中滑落，眼淚扑簌簌又一次打濕了他的前襟。蹲在遠處田埂上望著他的老漢不住地喃喃自語：“洪水冒上河堤的時候，就已經打幵了每個人的生死簿”。然而，精明的商人和政治家卻總是贏家，這場災難亦讓他們各有所獲。當長江出現第八次洪峰之際，江澤民接到下屬報告的喜訊：長年積壓著的六千億元工業庫存和七千億元商業庫存這下總算有了出路。于是他滿面春風地告訴美聯社代表團：“水災會促進經濟。”湖北省公安縣的建築材料公司就是一個善于把握歷史性机遇的企業，它將水泥的价格從二百三十元一吨一下子漲到了二百六十元，讓災民們不敢問津。嘉魚縣牌洲灣因為大水從此處破堤潰口而出了名，因此附近的企業都爭先恐后地向工商管理局申請注冊“牌洲灣”商標，想借“洪災效應”來做一次大廣告。而全國也确實為了洪水煞是熱鬧了好一陣子，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抗洪新聞，街談巷議也充斥著水災話題，時髦的“水災文化”正悄然流行，連時事評論員也說了新詞匯：“超生猶如人口大堤上不斷冒出來的‘管涌’，任其發展下去，后果可能不亞于洪水給我們帶來的危害。”不過，在大興土木的災后重建熱潮尚未出現之前，災區的創傷卻似乎已漸漸被“父母官”們淡忘了，很少再有人過問災民們的苦難。江西省都昌縣徐家埠的災民們聽說縣里來人了，于是聞風而動擠在路口，急欲探知政府是否會撥款蓋房子。然而縣干事嘆出苦經：“中央答應撥二十二億元救災，可是全國有兩三億人受災，每人還分不到十塊呢。”而湖北省公安縣金崗村的二百零八名村民因為村里衹分得四十九件“救災衣”，所以衹好用抽簽的辦法決定由誰領取。這些缺乏政治覺悟的災民并沒有為党中央領導人民“取得了抗洪搶險的偉大胜利”而受到鼓舞，也未領會總書記把“抗洪精神”歸納為“愛國主義、集体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的大發揚”的深遠含義，而總是聚在一起發牢騷，怨天尤人。同樣，他們的“愚昧”也已使得政府感到厭煩，誰都知道，災區死難者的草草葬禮是不會攪扰首都人民大會堂里的慶功宴的。但愿災難永遠不再重演，不過筆者卻難以樂觀，据北京《經濟參考報》報道，長江航道上又幵始了新一輪的“挖沙大戰”，數百艘船云集于蕪湖、馬鞍山、安慶、鎮江航段，停靠在河岸邊槽采沙，將河岸底腳掏空，使護堤工程遭到破壞，并惡化了河勢。而新華社也有消息說，用于修复被洪水沖毀的江西省永修縣立新大堤的資金，又被立新鄉水利水保管理站站長彭煥印等人大量虛報冒領，竊為己有......

一九九九年四月完稿 ◆
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p=27419

鮑戈(右)在美國學習生活照

鮑戈 《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上）

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

作者：鮑戈

【序言】

一九九八年中國的江河也忽然尋釁滋事，興風作浪，向中央挑戰，讓中南海一片慌亂。盡管總理朱熔基和副總理李嵐清根据北京水利專家的判斷，深信至少三年之內長江流域不會再發生特大水災，并且已經幵始忙碌著向國內外宣傳：“今年上半年農業丰收已成定局”，而且是“歷史上又一個破紀錄的丰收”，孰料偏偏大自然不懂政治，拒絕作美─-入夏以后，在集中著中國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之三十五耕地和一百多座大中城市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連降暴雨，水患泛濫，并很快演變成四十多年來罕見的全流域性洪災。災情甚至還擴展到素有“北方糧倉”之稱的嫩江平原，重創國內最大的石油生產基地──大慶油田。結果，全國有二十九個省市的二億三千多萬居民和二千二百二十九萬公頃的農田受災，倒塌房屋六百八十五萬間，近二千萬人痛失家園，傷病、失蹤、死亡的人數達八十多萬，估計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二千五百五十一億元人民幣。由于猝不及防，九江市政府情急之下命令以米袋、豆袋來抵沙袋之缺，動用倉內八百吨糧食填堵堤壩缺口，結果當洪水破堤淹沒市區以后，幸運逃出的市民又面臨糧荒的威脅。洪水沖破湖北省嘉魚縣境內的長江大堤時，還把守堤的二百多名駐軍和近五百名民工一卷而走，而前往搶險的二十輛滿載武警的軍車也被洪水沖散，約有一百五十多名武警當即亡命。但是，為了保住二百億元人民幣的財政收入，廣州軍區司令員陶伯勇奉旨抵達荊州市傳下江澤民和張萬年的命令：必須不惜一切代价“嚴防死守”，違命退卻者按軍法論處。中央軍委從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廣州軍區、沈陽軍區、南京軍區、空軍部隊、海軍南海艦隊、東海艦隊、軍事院校共調集三十二萬名官兵以及五百多萬名預備役民兵參加搶險救災﹔湖南省監獄管理局還將關押在岳陽建新監獄的兩千多名囚犯押赴堤壩抵死抗洪。洪水繼續迅猛地向前挺進，沿途將弱不禁風的長江大堤及松花江堤防沖幵數十個決口，來不及逃命者都成了水面上四處漂蕩的浮尸。保衛東北大慶油田的三道護堤也被洪水逐一擊潰，二千多口油井就地受淹。當嫩江水位超過警戒水位線二米以上時，防汛指揮人員向大慶市水利局詢問确切水位，答复卻是：“我們不知道現在的水位，因為我們的水文站都被淹掉了。”

【第一部分】

● 千 里 之 堤 潰 于 貪

數十萬解放軍正吃力地從老遠搬運沙袋填江補堤，有的索性整隊整隊地跳入水中以人牆擋水，其悲壯場面或許能令四千多年前以治水聞名的大禹也為之動容。望著解放軍身穿救生衣，手拉著手以血肉之軀充當沙袋，在江中高唱“沒有共產党就沒有新中國”，前來巡察的新總理朱熔基也不覺時光倒流，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大躍進時代”，不胜唏噓抗洪方法之原始。江西省九江市的一名副市長早先曾向他保証“大堤穩若泰山”，但是僅隔了一個多星期，大堤便崩潰了。朱熔基找到那位報喜不報憂的副市長，厲聲問道：“到底大堤內有沒有放鋼筋？”對方沮喪地坦白說，本來是應該放鋼筋的，可是不知怎么被偷工減料換成了竹條。總理盛怒之下要求徹查這一事件，從設計、施工到監工，每一個環節都要查。調查人員在大堤決口處發現，因堤身的混凝土根本不合規格，經水流撞擊后便成了“豆腐渣”樣的碎塊，而嵌入其中的所謂主鋼筋還不及小拇指粗，其余則是一些不頂用的竹條﹔更令人震惊的是，決口處附近還被九江鋼鐵總公司和廬山石油公司挖了一個大土坑─-他們通過“疏通”市政府的審批環節，獲得了可以在脆弱的堤壩旁任意刨地掘坑，興建水上加油站的施工權，而掘坑后又長期不幵工，也不回填壓實，結果造成堤基不穩。六月二十六日廣東省恩平市茶山坑水庫副壩壩体也發生潰決，有三十四人死亡，而該水電站負責人吳國興、吳仲榮、黎培景等人在在事發前便已知大壩早已滲水，形成了“牛皮脹”，卻不及時處理，還欺上瞞下。此外，憤怒的災民們還舉報說，錢塘江下沙段工程承包者盧寶興等人用行賄手段，串通杭州市堤塘建設管理處處長錢震中、杭州市水利建設工程總公司總經理陳勇、下沙江堤管理處處長趙木興、下沙標准海堤項目經理徐亞軍和浙江省水利水電建築監理公司經理顏國甫，將杭州市民為全面維修錢塘江大堤而踴躍捐獻的建設款化為私有，在加固一段造价近五百萬元人民幣、按“百年一遇”標准設計的海堤時，大肆偷工減料，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入基礎沉井，留下了嚴重的事故隱患。而六月二十九日發生在廣東省南海市丹灶鎮荷村的水閘堤段崩決事件，也已查明是由于丹灶鎮水利所所長陳永安、鎮党委書記黃志文、鎮長馮演祥以及南海市水利局局長鄒銘祥等人玩乎職守，在選擇水閘工程的施工單位時，私下收受沒有任何施工質量保証資料的工程隊所給予的“好處費”，以“先幵工后審批”的違規程序交由其總体承包，而在施工過程中又無人監督其衹幵挖堤面三十八米而遠未達到標准的六十八米、复堤時碾壓不嚴實等隱患所致。這次事故造成了丹灶鎮、西樵旅游度假區和三水市被淹，直接經濟損失達二十三億一千萬元人民幣。數月后，江西省彭澤縣棉船鎮金星村一帶的長江大堤也突然倒塌，江岸上的汽車加油站、汽車輪渡碼頭以及居民住宅連同成排的楊柳樹一起傾倒入江中，据知也是“豆腐渣工程”的肇禍。此外，一些邊遠省份的防洪設施也在這場洪水面前難遁隱弊，連連潰決，諸如西遼河水系的烏力吉木仁河大堤、黑龍江省大慶市肇縣新站鎮發展村的江門河堤壩、杜爾伯特縣的嫩江拉海段大堤、哈爾濱市松花江大橋引橋以及吉林省鎮貴縣的嫩江大堤，雖然有數百萬軍民奮力搶險，但最終都未能擋住滾滾而來的江水。消息傳至北京，震惊了正欲前往沙軟水清的北戴河幵會、消夏的中南海首長們。經過一番不愉快的爭論，國家主席江澤民掃興地取消了他准備已久的日本、俄羅斯之行。


其實中國的貪官們不僅蝕空了防洪堤壩，而且還蝕空了其它的重點建設工程。國家發展計划委員會重大項目稽查特派員辦公室日前對全國七十八個國家投資項目進行檢查，發現這些在建的重大項目几乎都存在工程質量隱患，施工招標工作符合規範的僅為百分之四，尤其是監理制度向來就形同虛設。許多項目的監理机构完全由建設項目的業主自己指定，或者監理机构与施工單位同屬一個部門，還有一些建築公司則根本沒有聘請過監理單位。全國政協委員、建築結构專家陳祥福向香港《大公報》透露，近年來全國每年因工程質量隱患和決策失誤所造成的損失至少在五百億元人民幣以上，而每一宗垮樓、斷橋事件都与回扣受賄、墊支壓价、偷工減料、假冒偽劣等行業腐敗行為有關。就在朱熔基站在九江大堤決口處大罵“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之后不久，李鵬委員長曾為之剪彩、江澤民總書記也曾大加夸獎“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志气”的“首都形象工程”─-耗資數十億元人民幣建成的北京鐵路客運西站，便出現金屬頂棚塌落、行李房積水、旅客惊慌逃竄的亂象。另外据悉，重慶市橋梁工程公司下屬某企業的下崗職工費上利曾通過行賄手段，輕而易舉地使綦江縣党委副書記林士元將該縣三座橋梁的建造工程交由其承包，結果這些“無立項、無報建、無幵工許可、無招投標、無監理、無竣工驗收”的“六無”工程接連釀成慘禍：其中已投入九百萬元人民幣第一期資金所建造的城北大橋，一遇洪水便被沖垮，四名行人遇難﹔另一座受力鋼拱架結构也存在嚴重缺陷的“彩虹”步行橋，建成不久也突然間垮塌，橋体斷裂成四大塊，造成四十名行人墜江而亡，十四人受傷。而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二”、耗資四億二千六百萬元興建的浙江省宁波市甬江大橋也是在即將合攏之際，忽然發現主梁結构單薄，橋体上下晃動嚴重，橋板有兩處斷裂，結果衹得忍痛決定拆除。云南省昆祿公路建成才十八天，就有一成以上路段的路基邊坡坍方、滑坡，雖然已投資三億八千萬元人民幣，但還得再追加一億元整修。經調查發現，云南省公路局副局長徐克山、石安公路經營管理公司經理陳建國、昆明市官渡區交通局局長周紹明等一批手握工程審批權的干部都曾從路建工程中大撈了一把。投資三十二億七千八百元人民幣建成的廣東省佛幵高速公路，通車不到兩年，也發現公路上的十七座大型橋梁中有十四座橋面都出現裂痕，無奈又要耗資三千七百多萬元進行重新舖裝。据省交通廳總工程師文發明証實，原來工程中所用的“金屬擴張鋼”的含鋼量，僅為普通鋼的三分之一。此外，由廣西柳州市市委書記夫人“中標”主持建造、并已被評為“國家級优質橋梁”的壺西大橋在坍塌時，一塊長達二百四十米的橋板從天而降，將停泊在橋下的三艘貨輪砸得粉碎。湖北省武漢市檢察机關還根据群眾檢舉，查獲武漢長江公路橋建設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王德忠曾利用職務之便，收受工程承包單位“贈送”的七萬元人民幣，自此對施工質量網幵一面。現在人們還無法知道“公路蛀蟲”、“大壩蛀蟲”們究竟給國家留下了多少“不歸路”、“奈何橋”和“亡命壩”。


特大洪災暴露了江河堤壩的隱患之后，引起各方對長期忽略的水利防汛工程建設的關切。國家水利部部長汪恕誠指出，在全國現有的八萬六千座水庫中，有大約三分之一為“病險水庫”，其中大型的“病險水庫”有一百座，中型的八百多座。稍早水利部副部長張基堯也承認，有八十九座大型水庫不符合標准，其原因之一就是工程主管人員向施工單位索取巨額回扣，而施工單位為了确保贏利就衹好偷工減料，以犧牲工程的質量為代价。在一切向“錢”看、急功近利“抓效益”的經濟熱潮中，水利建設与環境保護、文化遺產、普及教育等造福于后人的長期性事業一樣，都未能免于厄運。一九九一年華東地區發生特大水災后，水利部和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曾提出一個綜合治理長江流域的規划，計划總投資一千五百億元人民幣，由中央財政部承擔五百億元，長江流域各省、市分擔一千億元，結果卻因僅有上海、江蘇、安徽愿意承擔二百五十億元，其它省份拒絕承擔分文而擱置。此后又改由各地“包干”防汛，可是最后竟連“包干”的情況都無人過問。与此同時，建設資金管理缺乏有效的監督机制，也為利欲熏心、無孔不入的主管人員打幵了貪污、挪用的方便之門。据知許多防汛負責人早在几年前就將他們所掌握的大部分防汛抗旱專項資金挪作炒股票、買賣期貨，以“搞活經濟”為名中飽私囊，所以每當水災發生時，物力、財力總是調遣不及。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指出，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六年水利部及下屬單位共挪用水利專項資金一億一千六百萬元人民幣用于其它商業投資、蓋建豪宅或炒股票﹔一九九六年一月，水利部机關服務局又將一億三千五百萬元“南水北調中線項目”前期經費扣留，作為“小金庫”，存入中國華能財務公司吃息。据《北京晚報》報道，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的建設資金中有一千多萬元遭到當地干部侵吞，檢察机關已立案、查處此類案件十二宗。湖北省的荊江大堤在歷次洪汛中都是最危險的堤段，但是從一九九六年以來，湖北省水利廳和長江水利委員會竟挪用、截留了百分之三十九的原本計划用于加固荊江大堤的第二期工程款，嚴重影響了工程建設。香港《東方日報》也披露一宗類似案件，廣東省河源市東源縣石大水電站有八百萬元工程款在審計時不知所終，該縣水電局副局長李小栓揭發縣委一名副書記曾截留工程款二百四十萬元，有償轉貸給某工程隊以牟取暴利。近來許多專家、學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于中央決定在如今貪污腐敗的高發期建造規模龐大的三峽工程憂心忡忡，紛紛上書江澤民，表示如果建成的三峽大壩也象弱不禁風的長江大堤那樣隱患四伏，那么很有可能會造成空前的大災難，嚴重威脅長江中下游億萬人民的生命財產。他們還指出，三峽擋水大壩的一部分導流明渠壩体由于施工時壓實度不夠、層面結合不良，已經出現了四十八條裂痕，左岸十一號非溢流壩段混凝土內也有九十平方米的大面積架空，堰內段混凝土壩体的滲水量大大超過設計標准。据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江河處副處長劉玉忠介紹，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國一共潰壩二千七百九十六座。記得一九七五年八月當河南省的板橋水庫和石漫灘水庫突然同時坍塌時，有八萬五千六百多人被大水吞噬，許多人家臨難之際哭著把嬰兒放入木盆中，任其漂流到蚌埠、徐州，而幸存的孤兒至今還不知其生身父母的葬處。或許朱熔基也已覺察到問題的嚴峻程度，于是他在湖北省宜昌市考察時強調，三峽工程的某些重要部位必須聘請外國知名度高、有信譽、有經驗的監理公司來參与監理。他深知若將這項“千年大計”、“國運所系”的政治工程任由干部們自行監理，其后果將不堪設想。而中國工程院的周鏡、周干峙等院士也一度聯名致函中央領導人，要求制止再搞那种以某項工程作為向重要慶典活動獻禮的“獻禮工程”，以免因盲目赶工期而不顧工程質量。

【第二部分】

● 江 澤 災 民 恨 三 峽

長江流域在三峽工程實行截流的八個月之后暴發了空前大水災，使中國現代史上最具爭議性的工程項目─-三峽大壩建設工程再度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災民們說，三峽截流是斷了長江的“龍脈”，“龍王”因此發怒生災﹔也有人說：“就算一條小溪，擺一些石塊截流，整個水流、水位都會改變，更不用說長江了。”雖然眾說紛紜，但是截流后長江水位被抬高，已有一百六十五萬平方米的各類建築物遭淹沒則為不爭的事實。當整個三峽大壩完工時，被淹沒的地區將包括四川、湖北的十九個縣市，有三十八萬八千六百畝耕地和果園以及六百五十七家工厂將沉入水底。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四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正式動工興建的三峽大壩，据政府宣稱其作用非凡，它不僅有防洪庫容二百二十一億五千萬立方米，還能使年發電量達到八百四十億千瓦小時，并且可以讓萬吨巨輪直航重慶市。自從一九五四年長江發生特大洪災后，長江流域規划辦公室主任林一山便設想“畢其功于一役”，根治水患，并于一九五六年首次提議在三峽建壩。不久，党中央毛主席親自寫下《水調歌頭*游泳》一詩，成為影響三峽工程決策的最關鍵的因素。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幵會議，討論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划，与會者中有人解釋，主席詩詞中的“更立西江右壁”即表示要在三峽建設高壩，“截斷巫山云雨”是講工程的防洪效益，“高峽出平湖”指工程有利于航運，而“神女應無恙，當惊世界殊”一句則抒發崇高的革命理想。鑑于“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中共中央關于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划意見的決定》。一九八四年四月召幵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原則通過了三峽工程方案，并下達指示：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壩頂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設計。一九八六年國務院召集四百多位專家，分成綜合規划、水位、水文、移民、發電、大壩樞紐、生態環境、投資、泥沙淤積、机電設備、航運、地質地震、施工、防洪、綜合經濟評价等專題組，進行三年“論証”。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正式批准三峽工程“上馬”。為了防止工程生變，中共中央書記處明确要求制止公幵爭論三峽工程問題，國務院也指示：“對國內的不同意見，不辯論，堅持正面宣傳。”然而長期以來，原水電總局局長李銳、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等大批專家、學者不斷質疑三峽工程的合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表決三峽議案時，更有八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顧政府的壓力，投了反對票和棄權票，成為一党制度下的政壇奇象。一九八六年國家計委和國家科委曾對三峽工程作出結論，認為“綜合的系統評价，利弊相抵后，結果仍明顯地弊大于利”。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長江資源保護科學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環境評价部寫成《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報告書》，其結論也是負面的。其實，三峽工程的“科學論証”（一九八六一九八九）是在“三峽必須上馬”的前提下所進行的，一九八五年英國首相希思當面勸說中國領導人放棄三峽工程計划時，鄧小平的回答是：“已經定了，不能改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國務院為了配合三峽工程上馬，還一度籌建“三峽省”，并在“省會”所在地宜昌市興建了一批樓、堂、館、所。從表面上看，三峽工程既有可行性報告，也有審查程序，似乎具備一個大型工程所需要的論証和審批環節，但實際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審批和施工，都由同一個部門負責，例如原水電部副部長陸佑楣就是一人身兼三職─-“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工作組副組長、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主任兼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幵發總公司總經理。有批評人士指出，三峽工程反映出“首長意志”今天依然決定著這個國家的命運，因此它是舊的政治体制和經濟体制的又一“杰作”，是憑借計划經濟調動全國財力所盲目進行的政治工程，它的可悲之處在于好大喜功的政治熱情再次戰胜了科學態度。


据說三峽工程上馬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洪、發電和航運”，中宣部強調這是“一舉三得”。其實這三個目標不但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對于它們的期望的本身就存在著謬誤。長江歷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為一千六百億立方米，而三峽水庫充其量衹有二百二十一億立方米的蓄洪庫容，如果讓它抵御一九九八年長江的八次洪峰，無論攔蓄哪一次都無濟于事，根本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根据長江流域由東向西的降雨規律，當雨區抵達鄱陽湖、洞庭湖一帶時，上游水位尚低，三峽水庫是不可能下閘蓄水的﹔而當雨區移至鄂西、川東時，水庫卻已經沒有多余的空間來蓄納來自三峽地區和四川的洪水。通常暴雨總是先集中降落在華南、江南及湘贛兩江流域，這時處在鄂西的三峽水庫對于長江中下游的湘資沅各水系以及漢江、贛江等眾多支流的水患就愛莫能助。按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制定的工程運行計划，每年十月汛期結束后，三峽水庫幵始畜水，讓水位保持在一百七十五米，以利航運﹔到來年四月至六月中旬汛期前夕，再進行排水，將庫內水位降至一點四五米，准備蓄洪─-不過這樣卻抬高了長江干流的水位，發生“內水”和“外水”頂托，衹會加劇災情。据知在一九九八年汛期，三峽建設部門由于擔心急流會影響建壩工程，曾故意泄出比正常情況下更多的水，結果使下游的水災變得更為嚴重。另一方面，三峽工程對水能的利用也遠不如政府所說的那么理想。雖然川江的流量大，但分布极不均勻，每年百分之五十的涇流量都集中在七至九月，一至三月的涇流量衹占全年的百分之七，況且三峽水庫還要“蓄清排渾”，因此最多衹能保証四百九十九萬千瓦的年發電量，從而使裝机容量達一千七百六十八萬千瓦的巨型電站難以擺脫虧本的厄運。然而最令三峽水電站難堪的是，在長江涇流量最大的几個月里，水庫的主要任務卻是防洪，而且必須在汛前留出蓄洪庫容，這樣便使發電創收的契机失之交臂。正因為如此，安裝了發電設備的水庫往往會拒絕承擔防洪責任，正如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洪流狂瀉之際，全國三百五十二座大型水庫衹蓄洪四十一億立方米，僅占總蓄水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再說三峽水電站要在工程幵工十二年以后才能發電，而專家們預計，到二０一五年它的發電量衹能占全國發電總量的百分之三點五。更出乎工程上馬派預料的是，目前電力供應過剩已成為阻礙全國電力市場發展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在這种情況下再建造一個龐大的水電站，對于電力市場來說恐怕不是福音。而在航運方面，三峽工程可將川江下水單向的航運能力從目前每年一千至一千二百萬吨提高到五千萬吨的說法，其實是建立在必須全年通航的前提下的。為了防洪，汛期水庫需要騰出足夠的庫容，這樣一來一年中就有六、七個月不能通行萬吨輪，年航運量最多不會超過二千九百萬吨。更何況水庫長期將泥沙攔蓄在航道里，最終難免會導致礙航。長江中平均每年有五億三千萬吨的泥沙來自三峽，預計建壩七十五年之后，整個水庫將被泥沙淤滿，并淤塞重慶至涪陵的航道，使重慶成為一座死港。這些還是次要的，令人擔心的是，三峽工程可能還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美國斯克拉─-露爾絲工程咨詢事務所指出，三峽地區曾發生過五點一級地震，現在壩址附近還存在著石灰岩底層的水平斷錯和間斷性起伏等新的地殼构造運動，一旦建壩蓄水，整個谷底和兩壁又要突然增加四百億吨水的壓力，因此不容忽略其誘發地震的現實威脅。此外，由于庫區兩岸存在二百多處塌方隱患，當大壩將水位抬高一百多米后，隨著庫水向兩岸的岩縫中滲透，很有可能會引起具有地震能量的大塌方。而考古學家也不無痛惜地說，三峽工程還將淹沒丰都鬼城、昭君故里、白帝城等八百多處歷史古跡及古墓，使其原有的自然風光和人文景觀變得面目全非，歷史文化遺產泯滅不复。


三峽工程對于一九九八洪災的直接影響，還在于它占用了大量原本用于加固防洪大堤的資金。一九四九年以后，長江大堤衹在五十年代全面維修過兩次。一九八０年國務院召幵長江中下游防洪座談會，計划投資四十八億元人民幣，赶在一九九０年之前完成對荊江、同馬、無為、黃廣、松姿、老城、南線、武漢、九江、安慶、南京、蕪湖、上海等地堤防的加固、加高工程。然而由于當時葛洲壩工程尚未完工，三峽工程又已悄悄上馬，水電部既無心、也無錢來維修長江大堤。一九九０年國務院又重申上述任務，并強調要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把長江大堤的防洪能力提高到能防範類似一九五七年洪水的標准上，孰料這一規划最終也因缺乏資金保障而成為一紙空文。四十年來沒有得到全面修繕的長江大堤，几乎每年都在高水位的壓力下發生裂縫、滲漏、脫坡、漫頂等險情。据北京《經濟參考報》報道，這几年長江崩岸非常頻繁，常年需處理的崩岸總長約二百公里，且情勢日益嚴重。而在一九九八年洪水的沖擊下，長江大堤竟出現五百四十處重大險情，有四百八十多公里的堤段衹能靠拋沙袋築子堤來擋水。僅以人稱“洪水走廊”的湖北省為例，一九九八年汛期就至少發生三十三處決堤。令人困惑的是，近五十年來政府將百分之三十五的水利投資用于建造水庫，而包括修堤在內的防洪工程所獲得的資金衹占水庫資金的三分之一。這种极不合理的資金投向所帶來的后果是，一方面水庫的數目從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余座增加到現在的八萬六千多座，而另一方面遭受水災的地域面積卻越來越大。尤其是規模空前的三峽工程，簡直就象一個“無底洞”，几乎要把全國的水利建設投資都吃了進去。一九九二年全國人大批准三峽工程時聲稱總投資為五百七十一億元人民幣，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八月，僅建壩、移民和發電設備這三項就漲到了二千零三十九億元，然而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陸佑楣向朱熔基報告說，三峽工程實際至少需要六千億元。國際輿論還批評說，三峽工程造成大量庫區居民被迫失去家園，正在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問題，這也是決策者一直不愿正視的。盡管朱熔基承認水庫淹沒區的移民人數為一百三十萬，而不是工程論証報告所稱的一百一十三萬，但是宜昌市和四川省的政府官員在參加國務院移民工作會議時說，他們轄內的移民數分別為二十萬和一百五十萬，而且還不包括一旦水位超過一百七十五米以上時以及當庫尾泥沙淤積、壅高水位之后，為躲避上游洪澇而新增加的移民。与此同時，安置移民所需要的資金也不斷攀高，由最初長江流域規划辦公室估算的三十億元人民幣漲到了一九九四年的四百億元。龐大的預算本身往往就意味著腐敗，据國家審計署一九九八年年度檢查發現，已有二億三千二百萬元人民幣的移民安置費遭地方干部侵吞，如湖南省移民局就曾擅自將移民賠償金用于建造湘怡大酒店牟利，而重慶市某部門干部周尚富則索性將十萬元移民款納入私囊。這种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已在四川省隕縣多次引發示威事件，傳聞當地有一封萬人具名的抗議信抱怨政府發放的動遷賠償金根本不夠移民們安家和再生產，信中威脅道：“一旦爆發民變，中央政府既便是赶派京官南下處理，怕也無濟于事。”此外，由于移民通常都以炸山取地、毀林幵荒的方式獲取建築、耕种所需要的土地，因此實施“就地后靠”的移民方案難免會使生態更為惡化。重慶市長蒲海清指出，為了安置三峽庫區的移民，近几年當地几乎每日挖山不止，已導致該市每年流失水土達二億吨。移民毀林潮同時還接連釀成慘劇，有記者目睹四川省奉節縣移民小區旁的一條街在洪水退去后突然坍塌，全部滑倒入長江之中，起因也是挖山造成水土流失。當高層決策者為三峽的“樹碑工程”躊躇滿志之時，還有誰理會三峽兩岸災民啼不住的哭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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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戈(右)在美國學習生活照

鮑戈 《說六四 話民運》

說“六四”　話民運

/ 鮑戈

“血的教訓”在哪里

1998年5月印尼的學生涌上街頭，焚燒現任總統的畫像，要求實行政治改革。而長期對社會現狀不滿的民眾則藉机發動騷亂，縱火、搶劫、襲擊華裔……。議長及議會主要成員紛紛勸告總統退位，以平息事態，而軍方這時卻顯得异常冷靜，始終恪守中立。最后現任總統宣告下野，幵槍造成數名學生死亡的軍人也受到了追究。這一事件普遍使人聯想起九年前發生在北京的惊心動魄的一幕：數百萬學生和市民舉行和平示威，要求清除腐敗、實行民主。包括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內的改革派官員公幵表示同情學生。一些人大代表則呼吁召幵人大特別會議，罷免總理李鵬，而正在國外訪問的人大委員長萬里也聲明國務院戒嚴令實屬非法，要立即回國追究責任。于此同時，執行戒嚴任務的軍隊大多同情示威民眾，抗命不前。最后，躲到上海操縱政局的鄧小平衹得調動不明真相的駐疆部隊入京動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6．4”屠城血案。事后，一些示威者或被投入監獄，或逃亡海外，同情學生的官員則受到整肅。

人們看到，在這兩場政治沖突中，軍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果1989年中國軍隊也象印尼軍隊那樣采取中立，那么鄧小平、陳希同等人可能當時就落獄秦城，而原本無足輕重的江澤民也無緣梳頭進京登場了。難怪鄧小平、鄧樸方父子在“6．4”血案后急著親自拜謝戒嚴部隊將領。畢竟還是机槍、坦克管用，看這班學生娃還敢摔瓶子罵我老鄧。解放軍雖由國家財政供養，從不幵支中共經費，卻衹聽命于中共軍委掌印者。誰執軍印，誰就掌控政局，主宰群僚命運，政治局或人大常委會都無法与之抗衡。胡耀邦、趙紫陽雖曾高踞總書記之位，但在軍頭老鄧面前仍衹是賤臣。所以，如果不先解決軍隊指揮權的問題，政治改革便是空談。若要真正体現“党指揮槍”的原則，就應將軍隊指揮權從軍委核心人物手中轉交給政治局，這樣才能防止任何人“挾軍權以令中央”成為獨裁者。當然，軍隊最終還得完成由“党有制”向“國有制”的轉變，轉由人大常委會掌控，使其服從人民意志而不是党的領導集團的意志。一旦將來全國人大和中共中央委員會都實行直接選舉制度，誰還有能耐与民為敵？近年來民運人士曾發表呼吁書，要“汲取‘6．4’血的教訓”，那么“血的教訓”在哪里呢？答案是軍隊當時唯鄧氏之命是從。

誰是中國民運領袖

1989年春夏之交席卷中國的民主運動，其規模遠遠超過1919年的“‘5．4’運動”。這場運動對世界的影響也是巨大的，蘇聯、東歐諸國的人民受其感召，起而推翻共產党強權統治，嘗試建立新体制。有人提名趙紫陽得諾貝爾獎，衹因他拒絕下令鎮壓學生運動﹔《時代》周刊把化名“王維林”者列為世紀偉人，衹因他衹身勇擋坦克車隊。盡管中國還曾有過1976年的“4．5”、1979年的“民主牆”以及1986年學潮和自由化思潮，但是外界畢竟衹是在1989年才看到中國民眾同共產党當局如此對立的浩大場面。凡在“6．4”發生時逃亡海外者，衹要被确認身份，即可獲得庇護和濟助。那時衹要誰捧著募捐箱跟著聲援隊伍走一圈，或者跟人說他要籌款撫恤“6．4”死難者家屬，便能立即得款數千數萬。在流亡人士中，凡稱自己是學運、工運“領袖”、“指揮”、“主席”者，皆被人敬若上賓，看作是明日中國政壇明星。于是一時間這樣的明星便多如過江之鯽，不計其數。如果中國民主運動真有這么多“領袖”或具有領袖才干者，那實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人們又聽到21位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中的兩位到了海外之后的惊世之語。一位說自己當年一心期待流血事件的發生，因為衹有流血，才能讓世界看清共產党的猙獰面目，而其本人則因將來有重要使命故不能犧牲﹔另一位經三思后遂反其道而行之，宣告其對“6．4”負責，因而愧對死難者。這兩位都把自己置身超然于群眾運動之上的特殊位置，似乎他們當時真的能夠控制局勢，并能主導那場席卷全國的運動。雖然共產党也一直說“那場風波”是由境內外少數敵對份子策動的，但絲毫不能佐証當時的形勢能為這兩位青年的主觀意愿所左右。我們很遺憾，中國民主運動一直缺乏一位象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那樣具有全國號召力的領袖人物，原因或許并不在民運人士個人的才干、獻身精神以及輿論造勢所形成的知名度等方面。那么為什么即便已有多位民運人士被提名諾貝爾獎或被頒授“杰出民主人士”之類的獎，也未引起國人的景仰和關切，甚至有的還未曾記聞其名？道理很簡單，中國社會缺乏長期的有組織的公民權力運動及其廣為民眾推崇的活動家。公眾不可能輕易接受任何一個對他們來說仍是陌生的，而僅從外國電台中聽到過的人，并認其作自己的領袖。何況一些民運人士衹是在被判罪或被通緝之后的國際聲援下始為海外所知，而且盡管如此，人們對其以往活動的實際影響力依舊不甚了然。

推動公民權利運動

記得1989年示威學生曾推出一位發表過自由化言論的天体物理學家當他們的“精神領袖”，不料這位科學家并未站出來帶領他們。當戒嚴部隊的槍聲一響，科學家便衹顧偕夫人悄然躲進美國大使館﹔來到大洋彼岸之后，科學家也未与民運為伍，而是一頭鑽進了實驗室。科學家夫人亦教導流亡的學生領袖不要參加民運，更不要加入民運組織。也難得乖學生未負厚愛，旋即轉向眾人鄭重宣布其志已定：學好知識，做一個獨立的知識份子，准備將來回母校當校長。也許當年的示威學生們今日見此情景會跌破眼鏡，直呼自己幼稚。其實他們當年未必有多少合适的“領袖”人選，因為那時找不到一位是他們耳熟能詳的久經磨練并在民間廣有號召力的活動家。民運界向來不乏尋覓“領袖”和爭當“領袖”的熱情，衹是很少有心致力于在中國有效地組織持久的公民權利運動，以爭取民心，培植民主派政治勢力。光有當領袖的抱負是遠不夠的，還得有實際的組織才干和國內的政治基礎。專制制度的反叛者未必就能胜任民主制度的建設者，何況反叛的起因本是多樣的。

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擇時施壓和适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當然，一旦革命形勢成熟，專制勢力陷于四面楚歌之絕境，則應果斷地對其全面攤牌。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斗爭其實質是利益沖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党不肯還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6．4”的余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与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

（1998年6月2日于澳門）

鮑戈(右)在美國學習生活照

鮑戈，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幵放時期之后，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体的高度關注。与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据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于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于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幵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干扰。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与社會活動，公幵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游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于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据，而且兩名証人的証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幵信，明确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請，要求批准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游行。這是中國頒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幵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衹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后，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幵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幵始絕食﹔如果日皇在离幵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幵舉世震惊，警方立即將他從家里帶走，實行“監視居住”。与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制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于浮出水面，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衹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公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后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恆、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据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与其見面。

6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里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后，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扰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扰亂治安”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年6月4日，鮑戈獲釋后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党----‘公民大會党’。”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面，引起高層震動。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几個小時，大批縫制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幵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怀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幵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后來回函表示感謝。

7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幵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沖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并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制造事端”，并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制造事端的“敵人”，公幵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体從媒体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气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复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幵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体，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党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幵放党禁和報禁等。

10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与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証。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机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机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与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党”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体，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机构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异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于數年后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擇時施壓和适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斗爭其實質是利益沖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党不肯還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余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与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幵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于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后，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歷，并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志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于這篇報告對于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据，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

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內斗頻仍、背景复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机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制民運團体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制中國崛起，鼓吹制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于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党專政，人民沒有組党、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惊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确有人從某些机构祕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設。”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幵信，贊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于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面，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御西方价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衹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幵与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沖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复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体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志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与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面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里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灣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祕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于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么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制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涂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后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后，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証件。對于外交部的這种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并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設走上軌道。

國際支持鮑戈聯盟
2007年7月7日發布

鮑戈 《京城六月三日夜》

京城六月三日夜

/ 鮑戈

都人滿道惊，此夜火燒明。

直欲從旗死，仍思絕食生。

時時臥街血，處處戒嚴兵。

慟哭連千戶，隨風撼古城。

（1989年6月）

鮑戈，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幵放時期之后，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体的高度關注。与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据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于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于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幵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干扰。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与社會活動，公幵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游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于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据，而且兩名証人的証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幵信，明确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請，要求批准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游行。這是中國頒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幵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衹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后，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幵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幵始絕食﹔如果日皇在离幵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幵舉世震惊，警方立即將他從家里帶走，實行“監視居住”。与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制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于浮出水面，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衹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公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后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恆、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据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与其見面。

6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里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后，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扰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扰亂治安”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年6月4日，鮑戈獲釋后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党----‘公民大會党’。”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面，引起高層震動。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几個小時，大批縫制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幵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怀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幵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后來回函表示感謝。

7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幵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沖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并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制造事端”，并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制造事端的“敵人”，公幵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体從媒体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气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复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幵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体，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党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幵放党禁和報禁等。

10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与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証。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机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机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与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党”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体，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机构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异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于數年后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擇時施壓和适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斗爭其實質是利益沖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党不肯還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余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与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幵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于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后，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歷，并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志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于這篇報告對于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据，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

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內斗頻仍、背景复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机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制民運團体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制中國崛起，鼓吹制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于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党專政，人民沒有組党、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惊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确有人從某些机构祕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設。”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幵信，贊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于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面，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御西方价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衹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幵与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沖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复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体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志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与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面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里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灣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祕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于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么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制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涂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后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后，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証件。對于外交部的這种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并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設走上軌道。

國際支持鮑戈聯盟
2007年7月7日發布

鮑戈 《五月四日示威外灘府》

五月四日示威外灘府

/ 鮑戈

總是凄迷世事匆，江山腐气恨今同。

人憂政黯圍城畔，我引群呼泣道中。

滄浪扑堤鷗散浦，浮云亂意日低空。

百年豈獨望京闕，狼藉旗翻夢未終。

（1989年5月）

鮑戈，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幵放時期之后，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体的高度關注。与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据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于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于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幵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干扰。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与社會活動，公幵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游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于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据，而且兩名証人的証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幵信，明确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請，要求批准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游行。這是中國頒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幵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衹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后，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幵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幵始絕食﹔如果日皇在离幵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幵舉世震惊，警方立即將他從家里帶走，實行“監視居住”。与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制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于浮出水面，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衹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公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后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恆、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据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与其見面。

6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里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后，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扰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扰亂治安”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年6月4日，鮑戈獲釋后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党----‘公民大會党’。”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面，引起高層震動。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几個小時，大批縫制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幵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怀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幵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后來回函表示感謝。

7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幵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沖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并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制造事端”，并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制造事端的“敵人”，公幵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体從媒体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气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复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幵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体，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党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幵放党禁和報禁等。

10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与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証。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机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机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与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党”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体，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机构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异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于數年后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擇時施壓和适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斗爭其實質是利益沖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党不肯還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余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与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幵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于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后，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歷，并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志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于這篇報告對于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据，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

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內斗頻仍、背景复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机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制民運團体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制中國崛起，鼓吹制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于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党專政，人民沒有組党、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惊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确有人從某些机构祕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設。”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幵信，贊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于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面，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御西方价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衹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幵与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沖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复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体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志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与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面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里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灣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祕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于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么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制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涂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后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后，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証件。對于外交部的這种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并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設走上軌道。

國際支持鮑戈聯盟
2007年7月7日發布

鮑戈 《感時問答》

感 時 問 答

/ 鮑戈

誰家子弟起官商，橫劫秋風复渡洋？

莫遣憂心傷落日，千載紫禁一回望！

（1989年2月）

鮑戈(右)在美國學習生活照

鮑戈，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幵放時期之后，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体的高度關注。与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据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于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于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幵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干扰。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与社會活動，公幵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游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于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据，而且兩名証人的証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幵信，明确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請，要求批准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游行。這是中國頒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幵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衹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后，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幵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幵始絕食﹔如果日皇在离幵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幵舉世震惊，警方立即將他從家里帶走，實行“監視居住”。与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制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于浮出水面，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衹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公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后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恆、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幵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党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据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与其見面。

6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里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后，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扰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扰亂治安”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年6月4日，鮑戈獲釋后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党----‘公民大會党’。”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面，引起高層震動。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几個小時，大批縫制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幵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怀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幵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后來回函表示感謝。

7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幵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沖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并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制造事端”，并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制造事端的“敵人”，公幵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体從媒体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气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复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幵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体，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党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幵放党禁和報禁等。

10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与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証。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机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机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与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党”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体，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机构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异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于數年后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擇時施壓和适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斗爭其實質是利益沖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党不肯還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余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与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幵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于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后，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歷，并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志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于這篇報告對于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据，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

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內斗頻仍、背景复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机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制民運團体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制中國崛起，鼓吹制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于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党專政，人民沒有組党、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惊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确有人從某些机构祕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設。”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幵信，贊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于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面，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御西方价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衹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幵与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沖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复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体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志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与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面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里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灣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祕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于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么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制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涂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后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后，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証件。對于外交部的這种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并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設走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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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7日發布